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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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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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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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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别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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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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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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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从上高中以后，战争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被甩掉了。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了。这种理论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头脑，后来的说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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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无论在国际国内，毛泽东由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国内到国际，推动着斗争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这个党起码在基层很多地方都烂掉了，在高层又有许多老同志与他志不同道不合。而他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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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但我父母比较规矩，不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但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让我注意。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关系也很好。我和弟弟第一次去北戴河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就把我们寄放在了康生家里。我们管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啊，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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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我的思想当时肯定也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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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不管“四清”运动也好，革命化教育也好，不管我已经身为预备党员也好，是先进分子也好，我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准备高考上。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印象中好像是几个干部子弟。周长生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一些历届高考题里的难题和刁题。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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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还有心里深处的一种遗憾。我是觉得我们备战了高考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那种心理上的荣誉感，认为考试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验，这劲儿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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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他们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具体内容了，可能是关于当时如何开展运动的一些做法。他们一方认为我们做得不对，认为我们保守，也觉得我老是当学生领袖，也该换换别人来领导了。我们提出要讲政策，要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办。而且我当时有点欲罢不能，某种意义上是不由自主地被架在那个位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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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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