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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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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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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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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别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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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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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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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从上高中以后,战争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被甩掉了。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了。这种理论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头脑,后来的说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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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无论在国际国内,毛泽东由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国内到国际,推动着斗争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这个党起码在基层很多地方都烂掉了,在高层又有许多老同志与他志不同道不合。而他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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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但我父母比较规矩,不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但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让我注意。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关系也很好。我和弟弟第一次去北戴河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就把我们寄放在了康生家里。我们管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啊,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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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是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我的思想当时肯定也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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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不管“四清”运动也好,革命化教育也好,不管我已经身为预备党员也好,是先进分子也好,我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准备高考上。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印象中好像是几个干部子弟。周长生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一些历届高考题里的难题和刁题。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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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还有心里深处的一种遗憾。我是觉得我们备战了高考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那种心理上的荣誉感,认为考试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验,这劲儿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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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他们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具体内容了,可能是关于当时如何开展运动的一些做法。他们一方认为我们做得不对,认为我们保守,也觉得我老是当学生领袖,也该换换别人来领导了。我们提出要讲政策,要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办。而且我当时有点欲罢不能,某种意义上是不由自主地被架在那个位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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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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