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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吃饭，于陕西延长县。左二为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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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麦场上摆个pose，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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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儿俩读信，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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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乡和娃儿们亲如一家，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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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川河边小憩，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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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口小烟儿，于陕西延长县。右一为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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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乡们一起耕地，于陕西延长县。后排右二为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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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场（左三为孔丹），于陕西延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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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170613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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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被动成立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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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我对红卫兵的兴起是有看法的，认为过于激进了一点。王铭是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去了清华附中，他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专门到圆明园找他谈过。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在我看来是过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坚决反对。我说：“你搞什么组织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呗，按中央的政策要求来推动。”从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我的心态和口气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能这么做，就我们在学校里参加‘四清’运动的经验，一定要在组织的领导下，要靠党的领导。”当时中学生的斗争矛头基本上都是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17年来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完全是可以有序进行的嘛。虽然我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铭说的：“我们受压制，工作组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和他们斗。”我劝他们多沟通，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当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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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像我这样的，不是一个，是那么一批人。我们作为能够掌控四中“文革”运动的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当时海淀区学生比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动政治运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是抵触红卫兵的。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上面派工作组，我们就听工作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们就按政策文件办。我们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学校从“文革”开始，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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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说，后来的四中红卫兵在造反的意识上，也远远落后于海淀区的这些红卫兵。这和当时不同学校的学生成分构成有关系，和学生群体中的不同思想积淀有关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视这种组织为革命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说这话完全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这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从一开始，在“四清”运动中和入党之后，我已经被一些同学视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及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始终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就是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运动。这不仅包括“四清”中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是不是变质的问题，也适用于“文革”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