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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工作组一来，学校党支部就瘫痪了。工作组就是依靠四中的这些学生、依靠团组织进行领导。后来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又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思想主张，和我们的年级支部这种体系都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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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脑子里从来都是要听中央，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分裂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出席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但是，没有理睬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的反应还是有点迟钝，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分裂了，还是循着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中央、一个组织的信念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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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高年级每个班抽调了五到十个同学，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1)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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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刘辉宣当时批评说，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是落伍了。他这话虽然对我们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主席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我们就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事了。红卫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后，既有整个大形势的要求，又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这些激进同学的压力，也包括干部子弟内部纷争中认为我们保守、妥协的批评，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了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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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中红卫兵没有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没有实际上的红卫兵总部，没有设红卫兵的运行机构，实际上还是利用年级支部、文革委员会、各个班的文革主任等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可以说，红卫兵不是我们那个时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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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说自己是红卫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统论和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就走向了红卫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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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革”的暴力，总的来讲是人性中恶性一面的大爆发。为什么我们后来的“西纠通令”当时得到社会各种阶层的拥护，就是因为老同志希望我们保护他们，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也希望有个政策界限。许多原来的所谓“黑五类”在城市里，其实身份都已经转换了，可有人还把那个根儿记住了。在“红八月”的抄家风潮中，街道、派出所协助查老底，查完就动手抄家。很多抄家都是跨学校、跨地区的，通常是在学校附近查抄，谁想抄就抄了，而且夹杂着大量暴力，非常之乱。这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现象，似乎是上层有组织推动的。那时很恐怖啊！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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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四旧已经形成大势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学校里大家不要这样对待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和年级的同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家庭采取有组织的保护性抄家。我有个同学叫周雪中，他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面。他学习也很好，我们初中、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上学时，我经常到他家去，坐在他家大杂院里的小桌子边与他一起做作业。这时，我们对他家也进行了保护性抄家，我们去了并没有真的查抄就贴上了封条，写上“四中红卫兵已抄过”。并让他们家里人把这些封条保护好，等其他学校红卫兵来时给他们看。周雪中的家就是我亲自带人去“抄”的，而且去的人里还有周孝正！因为我和周雪中的私交特别好，以当时我的地位，我亲自去就表明非常重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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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次同学聚会中，大家还一起回忆了保护性抄家的一些情景。鲁啸威以短信告我：“我仅在抄家时去过许以敬和常悦家，此前没去过，此后也再没去过，因而印象较深。常悦家住在西四一条胡同小院。他的父亲个高、大腹便便，母亲瘦小孱弱。到他家后进了他父亲书房，常悦拉开书柜抽屉，里面有许多罐头。于是我们吃了几罐后，四处张望一下，什么也没拿，留下了你给的封条就走了。历时不到半小时。”说起来，鲁啸威、周孝正那时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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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回忆起其他人谁负责“抄”谁家。刘东负责抄黄汉文家，董志雄负责抄金以键家……气氛之平和友好，在充满暴戾之气的当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也出乎我今日的想象。鲁啸威不无动情地感慨：当年那样做了，同学们之间才没有仇恨，才没有伤感情，才能像今天这样聚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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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就规定每个年级支部及早安排好，对于所谓出身“黑五类”的同学，比如说地主出身什么的，都应由本班的红卫兵负责查抄，不准他家附近的其他学校红卫兵插手。那时候，暴力行动非常容易发生。你不去，旁边的什么学校红卫兵可能就来了。当时，四中确实有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家是被自己班上的红卫兵查抄的。我不敢保证说，在四中红卫兵对班上同学抄家的行动中，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是同班同学去抄家，毕竟有一个情面上的问题，这种方式相对会温和得多。我们制定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同学，不要让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因为那时候如果当地的派出所、街道啊，一旦给红卫兵提供了消息，红卫兵们往往就会采取残酷的方式。我们的做法实际是一种保护措施，当时就是这个心态。但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有点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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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对血统论我是很不赞成的。社会上出现由对联引发的一个大辩论，我认为实际上是一种反动。我那时也看了广为流传的“谭力夫讲话”。(2) 看完后，我只能说我很佩服他的口才，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说实在的，讲的道理缺少说服力。他讲的东西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宗旨、我们党的政策、我们党的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构成都不能容纳这个观点。我母亲就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的人，怎么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呢？我从思想上不接受。所以在这些方面，什么对联辩论等，我们都比较消极。对我们的立场，刘辉宣他们这批人是有意见的。他能即席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谱出曲来，实在是很有才气，我真是佩服。我跟他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在四中，还是“政见”不同，我们把他视为“勇敢分子”，他把我们看作“保守力量”。他还编了好几个革命歌曲呢，据说有11首之多。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红卫战士响当当》，用京剧的调子谱曲的，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他的才气在以礼平为笔名的《晓霞消失的时候》中得到了展示。我更感谢和重视他在他的口述史中，对我的理性行为所做的高度肯定，尊重他从自己的角度对“文革”所做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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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对联，也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因为在这件事上，她曾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这在后面再谈。总之，我在“文革”初期的思想认识，还是党的政策这个传统观念，尽可能地去保护身边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对同学家采取保护性抄家的实质，就是不同意血统论。这和我们之前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同学友谊是相关的，没有因为所谓的血统论割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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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彭小蒙回忆，“八一八”红卫兵上天安门是雍文涛主持安排的。雍要彭小蒙推荐学校，每个学校派20人。彭小蒙推荐了四中、师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院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每校二十人左右，总数有400人参加。彭还特意推荐了31中，因为该校红卫兵当初坚决支持他们反工作组。结果31中被错写成13中，31中的红卫兵反而没有人能登上天安门。此外，还有几种关于红卫兵上天安门的说法，可参阅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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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谭力夫口述史《往事莫惊猜》，见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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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及其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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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其实是和我们这一大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关系，有个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偶然性从西纠成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我们学校高二的王向荣，他当时并不是学校领导集体里的成员。不过，他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很多学校想要一起搞一个红卫兵的联络站，后来大家议论议论就议论成了搞红卫兵纠察队。他回来就和我们说纠察队的事儿。我说：“我在学校还有很多事，咱们自己还忙不过来呢，你就去应付吧。”他说：“我应付不了，孔丹，只有你去，别人谁也管不了这个事儿。咱们学校有这个能力，应当由咱们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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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怎么成立的？陈小鲁回忆是他在一个场合下说要搞一个组织。(1) 我则是从王向荣那里知道的。这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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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六号、七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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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师大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的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三百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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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一方面是老干部被冲击，这是一个矛盾。学生和红卫兵起来冲击的第一批人是谁呢？是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其实很多中学，特别是北京重点中学的书记、校长，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如四中校长杨滨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是宋养初部长的爱人。所以这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这个事儿了。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血统论和横冲乱砸的暴力行为，传统教育让我们觉得不能接受这种现状。比如说我当时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长期被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团结所有同学，凡事要讲政策。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话，从来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自己的出身和生涯也说明恰恰相反，人走什么道路，主要在于后天受到的影响和自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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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但是，我们的这种立场并不为人接受，“西纠”这个变种实际到后来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现实中，最后是谁都不容，哪方面都不容。“中央文革”不说了，连激进分子们也不容。就是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低年级的红卫兵也很不满意。他们说，孔丹，说好听点那叫策略派，说不好听的就是保守派，他们就不是真正的红卫兵！所以，当时成立“西纠”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大背景下的一群人，自然而然地起来了，发挥了一点作用，而且压制和抵制了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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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卫兵们在社会上四处出击。我记得有件事是一些红卫兵到新华书店，不准他们卖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说，毛主席的著作是红宝书不能卖，卖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新华书店对此也有点心惊胆战，暗思不能白送啊。于是他们找到“西纠”，要求给个说法。当时大家一商量，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非常重要，同时这书属于国家的商品，不让卖不合适。于是由“西纠”签字，同意新华书店继续出售，后来的通令中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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