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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件事，当时有义利食品厂的人来“西纠”，说有红卫兵组织勒令他们说：义利的包装纸上有一对和平鸽，是修正主义的图案，不能再使用了。义利食品厂当时是北京最主要的食品厂，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将会对北京的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工厂很着急，说“十一”很快要到了，换新包装已经来不及，如果不用老包装实在完不成供应国庆节市场的任务，也请我们给个主意，当然，他们实际上是想继续使用老的包装纸，但又不敢惹那些红卫兵们。我就派赵胜利等人去看了一下。他们看后认为没有多大问题，就由赵胜利签字表示“西纠”同意继续使用旧包装，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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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我们开始出了一号、二号、三号通令，是零敲碎打。四号通令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价值，是专门制止打人的。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最前面：“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四号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项规定。五号通令是关于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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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记得是三友对我说，我们不要再这么零零碎碎地弄，得针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我们认为应该要制止和纠正的现象，在下一个通令里系统地讲一下，做一个政策性的指向。比如说把所谓的“地、富、反、坏”都赶回原籍这件事怎么说？比如说红卫兵串联怎么弄？还有到处打、砸、抢、抄啊，怎么处理？政策性怎么把握？等等。另一方面，前面的几个通令我拿回家都给我母亲看了。她也觉得不够系统，比较零散，她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但我心里把这视为是对我的指导。上面这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为了“西纠”最重要的六号、七号通令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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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七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把各方面措施、反对意见都说到了。今天看，通令有点像中央文件的范式。我们也确实是希望以中央文件为模板，所以在口气上也有些居高临下。这可能源于我们这批学生党员，认为自己对党的传统、党的政策和《十六条》认识理解上的正确性；也可能源于长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们多少带有对低年级同学说话的那种口气。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也特别意识到，通令在表达上不能和红卫兵抵触得太厉害。我们没有用“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语式，而使用“都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这种措辞。比如我们说：“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关于体罚，我们也说：“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这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关于侮辱人：“戴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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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几乎所有反馈回来的消息，就是看了这个通令的人，不论哪个方面的，从外省市党委、政府，到社会上的各个派别组织，甚至包括后期审查我们的人，都认为这两个通令是有背景的。其实，那时候上面已经是两条线了。一条是“中央文革”在不断地接见人、发动红卫兵；另一条是总理在力图控制局面，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六号、七号通令的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认为我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一开始他们就视周恩来为“文革”运动的障碍，是刘少奇之后党内与他们对立力量的领袖。其实无论是我的意识中，还是我周围的同志们的意识中，我们也确实自认为我们背后是周恩来，或者说我们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系统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挥调动的一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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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的所有通令，我确实都曾拿回家给我母亲看过。不过都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布了的通令。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种事后的反应。对于六号、七号两个通令，她的意见是：这个通令水平还是可以的，写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笔也不错。因为她长期跟着总理做文案工作，对文笔方面很注重。我还告诉她说：“这是李三友写的。”不过，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唉，你们现在应当写一个什么通令，以后再写一个什么通令。她甚至都没有提醒过我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注些什么热点。另外，她也从没有对我明确说过，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总理报告。只是在我印象里，“西纠”的通令她确实是肯定的。但我从来没有从她那里，或者通过她从总理那里得到任何指令或指令性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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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也可以从“西纠”的十个通令的不连贯性来印证。比如很多内容重复，比如政策不连贯，比如说得不很系统，特别是八号通令在六号、七号通令之后，实际上又反过来了，讲什么砸了就砸了，抄了就抄了的。那就是因为六号、七号通令遭到相当多的红卫兵的攻击，让我们不得不向后退。这些通令反映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在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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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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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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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上了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那天，我开始是在下边安排和指挥“西纠”的纠察连配合卫戍区的部队保护毛主席，后来接到通知，说要“西纠”派几个人上天安门，就把我叫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我上了天安门没多久，毛主席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和总理、谢富治坐的吉普车就被红卫兵们围住了，困在了金水桥前面。红卫兵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没人敢碰，部队也不敢碰。这样，整个场面就失控了。谢富治负责安全，他紧张得不行，赶紧跳下车来维持秩序，可是不起作用。红卫兵们当时对谢富治、傅崇碧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根本不放在眼里，没人理会他们。后来没办法，就叫“西纠”过来帮忙维持秩序。“西纠”的纠察队员把皮带一解，不管不顾，挥舞着皮带，连抽带打地打出了一条路，让毛主席等人的车从金水桥开了过去。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在当时“西纠”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红司令，不能有任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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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谢富治就到“西纠”最早在九三学社的总部看望我们。我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里，他刚一进来就非常兴奋地说：“‘西纠’可是做了好事。”他把裤腿拉起来，说：“你看，我的腿都是青的。要不是你们‘西纠’的队员扶着我，我踩都被踩死了，我这个命还是你们‘西纠’救的。你们保卫了毛主席。这次要是没有你们，万一主席出点儿问题我怎么交代！”可是，后来迫害“西纠”、“联动”时，谢富治可没有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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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那天，我上天安门以后，就准备好了一些“西纠”的袖章，准备献给领导同志佩戴。那时我们的袖章与一般红卫兵的袖章相比，显得特别大。我给江青献了一个，江青应该知道我。因为我简单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孔丹，孔原和许明的儿子。”她就说：“噢，噢。”就这么一句，没有太多的反应。而且我看得特别清楚，江青戴上之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我的反应还是有的，但没有太多往坏处去想，就是感到她对“西纠”可能有看法。其实，这时党内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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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毛主席回到天安门上。我上去又给周总理把“西纠”袖章戴上了。我还想过去给毛主席献袖章，总理过来拦住了我，说：“你这个袖章可以给其他领导同志戴，但不要给毛主席戴。毛主席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只戴你们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不太合适。”这样，我就又走到林彪面前，给他佩戴“西纠”袖章，他接受了，但显出沉默寡言的样子。然后，我就给叶帅戴上了“西纠”袖章，又给几个老帅都戴了。叶帅问我：“你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我说：“我们组织了红卫兵的纠察队，现在就是发些通令，并在一些地方维持秩序，比如北京火车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很乱，我们按总理指示要求已经派人去了。”叶帅听后说：“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需要我帮助吗？”我就说：“我们现在缺一些交通工具，还有我们晚上要值班，可能需要一些被褥等。”叶帅说：“那没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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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纠”制作了证件，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就是戴着“西纠”袖章的林彪。这样的证件拿出去还是很被认可的。林彪的袖章编号是00001，本来是想给毛主席的。我后来戴的是10001，证件号也是10001。这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司令？其实没有正式的说法，就是一个主要负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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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母亲说，我今天见到叶帅，谈到“西纠”的事了。我介绍了“西纠”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叶帅还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我母亲说，唉，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麻烦军队、麻烦剑英同志管呢，我们来解决就是了。这些事由国务院、国管局处理。你们需要些什么？我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太够，是在九三学社临时的一个地方，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总部，需要一些车辆、被褥等。她说，好，这些我来安排。你指定一个人，我让李梦夫和他联系。随后，她就指派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李梦夫，我把这些事交代给“西纠”负责后勤的赵胜利。李梦夫后来把“西纠”安排到原空军的育翔小学旧址（当时已是教育局的仓库），给我们配了车辆、被褥以及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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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对我提到了刘诗昆被打的事。刘诗昆那时是叶帅的女婿，是叶向真的丈夫。我的印象不是叶帅在天安门上直接和我说的，是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找我说的。叶选宁通过徐文连找到我，说有件事要和我谈谈。我就去了北长街的叶帅家，刘诗昆也在那里，手上还打了绷带。叶选宁说：“孔丹，你得帮个忙。他们要伤害刘诗昆，他的手都被红卫兵打坏了，那将来还怎么弹钢琴啊？”我脑子里想，应当保护刘诗昆，他是个艺术家。我说：“选宁大哥，没问题。”我记得后来是派徐文连带队去的音乐学院，保护了刘诗昆免于进一步被迫害。也有可能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因为这事儿跟叶帅有这么个关系。具体我记不太清了，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叶帅对“西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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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外号武大麻子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去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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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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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我母亲正好也在旁边，说：“唉，你看看，两位副总理都专门讲了，你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做好这些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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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后来也接见过我们，当时他是中央改组以后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纠”。可以说，这是这批老干部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这种无序做法的一种变相抵制。当时在“西纠”，我们大家一张嘴就是保护老干部；但其实这场运动就是要通过打乱国家机器，最终要打击的是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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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是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我的印象是，确如总理说的那样，当时部队、警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了。社会上没有一种有组织、有权威、有能力的体系可以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总理甚至把北京站都交给红卫兵来管，就很说明问题了。而我们“西纠”恰好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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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找我和赵胜利布置保护班禅的事，他说，我受总理委托，给你们一个任务，民族学院的学生要斗班禅，有些学生会很激进的，所以你们“西纠”要去保护好班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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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西纠”保护班禅，是我亲自带队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红卫兵手挽手，把班禅围在当中。那时候“西纠”已经声名远播了，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对我们的冲击事件。当部署安排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人冲上来就拦住，任何人不准接近。如果接近就驱赶，硬冲的话就用皮带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要冲就打。只有用这种办法，要不然挡不住。我记得，当时我围着班禅转了一圈，我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抵触的，真对立起来后果不得了，真要是有人冲上来，那一定是激烈对抗。但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纠察队员显得也很凶，谁也不敢上。这种保护方式也太特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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