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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对我提到了刘诗昆被打的事。刘诗昆那时是叶帅的女婿，是叶向真的丈夫。我的印象不是叶帅在天安门上直接和我说的，是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找我说的。叶选宁通过徐文连找到我，说有件事要和我谈谈。我就去了北长街的叶帅家，刘诗昆也在那里，手上还打了绷带。叶选宁说：“孔丹，你得帮个忙。他们要伤害刘诗昆，他的手都被红卫兵打坏了，那将来还怎么弹钢琴啊？”我脑子里想，应当保护刘诗昆，他是个艺术家。我说：“选宁大哥，没问题。”我记得后来是派徐文连带队去的音乐学院，保护了刘诗昆免于进一步被迫害。也有可能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因为这事儿跟叶帅有这么个关系。具体我记不太清了，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叶帅对“西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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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外号武大麻子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去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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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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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我母亲正好也在旁边，说：“唉，你看看，两位副总理都专门讲了，你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做好这些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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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后来也接见过我们，当时他是中央改组以后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纠”。可以说，这是这批老干部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这种无序做法的一种变相抵制。当时在“西纠”，我们大家一张嘴就是保护老干部；但其实这场运动就是要通过打乱国家机器，最终要打击的是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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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是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我的印象是，确如总理说的那样，当时部队、警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了。社会上没有一种有组织、有权威、有能力的体系可以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总理甚至把北京站都交给红卫兵来管，就很说明问题了。而我们“西纠”恰好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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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找我和赵胜利布置保护班禅的事，他说，我受总理委托，给你们一个任务，民族学院的学生要斗班禅，有些学生会很激进的，所以你们“西纠”要去保护好班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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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西纠”保护班禅，是我亲自带队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红卫兵手挽手，把班禅围在当中。那时候“西纠”已经声名远播了，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对我们的冲击事件。当部署安排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人冲上来就拦住，任何人不准接近。如果接近就驱赶，硬冲的话就用皮带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要冲就打。只有用这种办法，要不然挡不住。我记得，当时我围着班禅转了一圈，我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抵触的，真对立起来后果不得了，真要是有人冲上来，那一定是激烈对抗。但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纠察队员显得也很凶，谁也不敢上。这种保护方式也太特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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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去世时留下了一些房产和文物等。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给他的遗孀果素珍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了争取主动，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除了少量房屋要住用外，程老留下的房产及剧本、戏装、文物和其他财产等统统上交国家。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就把保护程砚秋遗孀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她就跟我说，你们“西纠”派人跟我一起去。当时她也没有警力，也没有部队，就带着我们“西纠”的人去的。后据赵胜利告诉我，到程家后，程的遗孀一看到我母亲，知道是周总理派来保护她的，顿时热泪盈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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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赵胜利回忆：许明同志得到总理批示后，在国务院开了会，请了“西纠”，大学一、二、三司以及戏剧学院、银行、房管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孔丹派我和姚宁作为“西纠”的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许明副秘书长宣读了程砚秋遗孀给总理的信，请戏剧学院的代表介绍了程老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地位，请银行及房管局的代表讲解了有关政策，并根据相关政策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最后许明同志对我们这些红卫兵代表说：“今天请你们来，是和你们一起研究一下怎样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处理好。”我们这几部分红卫兵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按党的一贯政策办事，同意戏剧学院、银行及房管局提出的处理意见。会议结束后，我们全体与会人员前往程砚秋家。见到程夫人后，许明同志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总理收到了你的信，派我来看望你。”只见程夫人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总理！”落座后，许明同志以商量的口气把具体处理意见告诉了程夫人，程夫人十分满意。之后，许明同志当即要人起草了一份布告贴在大门外，大意是程砚秋家已经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检查过，不允许再查抄，落款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及大学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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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母亲与“西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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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母亲在“西纠”的事情上有双重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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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她就在总理身边，她了解总理的想法、总理的意图；所以，她要贯彻他的意图，她不是完全被动的，有主动的一面。我母亲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毛主席取消了办公厅，周总理也取消了办公室，我母亲就转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在当时的妇女干部里面，除了党内几个老大姐以外，她算是非常出色的女同志，40岁出头就做了副部级干部。总理那儿当时的秘书很多，分管不同的工作。她和范若愚大约前后或同时在总理那儿工作。范若愚是理论秘书、学习秘书。我母亲负责过农业、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有其他同志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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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她作为母亲对我们兄弟俩有个基本认识，认为儿子们还不错，不胡来，还是有点本事、有点水平的，不论在政策的把握上还是文字上都还可以。这是个大的概念，她对我有所肯定。但是当她看到我们和造反派对立的时候，她就直接打电话过来制止了。比如说她坚决阻止我们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冲突。当时，以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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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一开始打电话找不到我，找到了孔栋。她让我弟弟一定要告诉我，务必要撤出来，不要再和他们冲突。后来，我母亲又打电话直接找到我。我在电话里还不服气，对她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你不要问，就是马上撤出来！你们不能这样顶下去，你们必须撤！”她掌握的信息量肯定比我大得多，说明在高层矛盾开始明朗化了，一定是这样。我后来要求“西纠”撤的时候，下面好多人跟我急了，说：“孔丹！你怎么能做这个决定？咱们怎么能撤？”我说：“别讨价还价，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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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在国防科委与北航红旗对抗的时候又是这样。那两次，都是我母亲亲自来电话，说你们马上撤回去。她来电话的意思是，你们必须撤，你们不能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对抗。其实，她就差说一句，这是总理的命令了。但这句话她是不会说的，我相信有一层关系在里面，他们有一层交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当时，我母亲就在总理身边。她一直在劝告我们，不要和大学造反派发生冲突。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总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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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保护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余秋里。后来发展到很多人都来找我们，铁人王进喜也来跟我们联络。王进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大庆支队！”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判为保护既得利益。因为运动确实已经冲向了整个干部阶层，冲向了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朋好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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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了。运动在部队也开始了，原来说部队不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要稳定，但后来卷入“文革”的速度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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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纠”成立的1966年8月25日到9月底，三十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那几件事，但是它的形象和影响被无限放大了。其实到9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消息，(1) 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外地串联。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的维持秩序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自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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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串联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北京的政治局势，特别关注着我父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很快就站到了对立面，从内心深处反感这场运动。我已经预感到要出问题了，地质部的何长工、国防科委的赵尔陆，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斗争对象，王震在农垦部也被整得很厉害。9月份我们还很活跃，但我母亲告诉我，一定不要和造反派冲突；大概是在10月份，我们就无所作为了；但是，我感觉得到这场运动的来头和趋势绝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了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恐惧。于是，我一直注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报纸上刊登的领导同志名单。当时，毛主席一共11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都有一个名单，当时对老干部的报道方式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我就一直盯着看，我父亲这11次都参加了。每次看到他在上天安门的名单上，我心里的感觉就很微妙，隐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可是更多的是觉得心里有底了，噢，这一劫可能过去了。所以说，我没想到风云突变，更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猛烈。其实，一切都还方兴未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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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就是几天内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12月16日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出席了。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江青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会吓你们一跳，等等。据说，从不吸烟的总理，那天点上了纸烟，脸色铁青。但当时我尚在外地串联，不在北京，没有亲历这次大会。之后的灾难，就直接对着我和我的父母来了。12月21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带过冬衣服，只裹着两件很薄的单衣。我是夜里回到家的，一进门，发现整个院子都是黑的。我往正屋走，就看到正房门上全都被贴了封条，只留下我们住的几间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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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栋这时从床上爬起来跟我讲，前几天开了批判会，江青点了爸爸妈妈的名。点完了名，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马上就跟中央调查部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动手抄家，然后就封了门。我说，毛主席最近接见红卫兵，我还都看到了爸爸的名字呀，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呀，所以，我在外地还放心地转来转去。他说，就是这几天的事情，原来父母都可以自由行动的，江青一点名，爸爸就被隔离审查了，来势汹汹；妈妈呢，也就基本上不能回家了。之后，他跟我讲到另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有人成立“联动”什么的。我说，再说吧，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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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聊着，门口就有人来说：“你父亲住院了。”我说：“啊，住院了？在哪儿呢？”他说：“在北大医院。”我和孔栋马上就过去了。到门口一问，人家说没有孔原住院啊。我马上问了一句：有个许明没有啊？人家一查，说有。我转身就跟我弟弟说，坏了，出事了！我跟弟弟虽然只差一岁，但当年我对父母的理解可能更多一些。我的相貌和性格也都像我母亲，所以我可能更了解她。我父亲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波折，有人说他是“老运动员”，承受能力比较强。我母亲不一样，她一直都是党内大家都看好的优秀女干部，而且资历也不浅。可我母亲性格刚烈，和我父亲有所不同。当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妈妈自杀了。在向抢救室走的路上，人家就说，你妈妈服安眠药自杀了，正在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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