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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21 孔栋听后说:“哎呀!昨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睡不好觉,让我把床头柜的安眠药给她拿点送去。我不认识什么安眠药啊。妈妈说没关系,你把床头柜的药全都给我拿来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带去了。”孔栋告诉我,以往我们去找我母亲,都要进她的办公室。这次去送药的时候,是她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让孔栋进去。他们是在北海大桥上见的面,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大桥,桥西边是国务院的北门。大冷天里,他们就在北海大桥上来回走,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我弟弟的情绪也很激昂,说要跟这些大学造反派斗啊,包括对“中央文革”有意见等。我母亲就劝他,你们要冷静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对抗,万万不可以。她还提到“西纠”去地质部和国防科委的事,以这些事的处理劝说孔栋。孔栋不服气,说:“那是他们不对,我们做的没有错。”我母亲说:“等你哥哥回来,你跟他讲,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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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23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我真正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不应该在那么敏感的时期出去串联。我跑出去大串联,当逍遥派了。如果我在,可能还有机会救我母亲。她那时很难跟外面沟通了,我可能还有机会和她交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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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25 我母亲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但是江青直接点她的名,甚至把与“西纠”毫无关系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后面等着她的将是什么?我想她是看清这个形势了。我们后来得知,这天她回到办公室以后,把办公室的屏风拉到值班床的前面,横着挡住人们的视线,然后把所有的安眠药,包括速可眠什么的,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水冲了,喝了有一半左右。喝药之后,她关了灯,人就爬到值班床的下面。这期间有人来找过她,因为那个屏风挡着,所以别人进来,开灯一看,都说许明不见了。后来感觉情况不对了,找了好久,我母亲的同事才在床下找到她,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北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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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27 这是1966年12月21日夜里的事。我母亲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里,大致就是我到家的那个时间吃了安眠药,凌晨发现之后被送到医院去抢救的。我们到急救室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就给她点滴什么的。直到她自杀24小时之后,才弄到一个人工肾,现在叫肾透析机。洗了肾之后,呼吸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药力在这个时间内已经从她的血液进入了细胞,毒性就大了,这时再做透析已经不行了。我在医院守护时,我父亲也被两个造反派押着到医院来了。他只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还对那两个造反派说了一句:“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当时还挺奇怪,他在说谁呢?向谁报告孔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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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29 熬了一夜之后,好多同学和朋友听说了都来医院看望照顾,还主动要给她输血。我看母亲情况好像有点儿缓,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家去休息一下。现在看,我母亲当时是回光返照。我回到家坐下喘口气,刚想去洗个澡,这时门口就来人了,说有人找你。我说谁呀?就站起来了。一下子进来了六个警察,问:“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那句话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定要抓我,可能问过我父亲我在什么地方。在我母亲还生死未明的时候,我被抓起来了。我母亲什么时候死亡的呢?就是那天晚上。那一天,我下午进了监狱,我母亲晚上去世了,我父亲也是此后由隔离审查转为监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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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31 (1)  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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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36 难得本色任天然 [:1706138013]
1706139037 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祸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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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39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运动就已经遏制不住了。红卫兵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学校范围,走向了社会,抄家、破四旧、冲击领导机关、搞批斗等,十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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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41 我们成立“西纠”是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之后。我觉得《十六条》在某种意义上,是党内高层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继续深入地搞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领袖,出于保护老干部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政策界限。其实在共产党的长时期发展中,无论什么情况下,任何运动,无论是全局性的运动,还是局部性的运动,都是有政策要求的。不管这个政策要求是“左”了呀,或是“右”了,但是都有它的条条框框。比如“四清”有23条,“文革”先有《五一六通知》,经过实践,又出来《十六条》这样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十六条》像以往的政策一样,那里边讲得很明确——“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今天看,当时毛主席出于彻底发动群众的目的,有意识地在放任社会,特别是放任红卫兵们去突破政策界限。整个社会失控,局面十分混乱。当时虽然我们认识不到这么深层的问题,但是凭借着我们多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本能,就成立了“西纠”。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按《十六条》的要求,为党中央、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推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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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43 这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学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一些批斗也涉及了北京市教育局、教育部、团中央等机关。而且,大学的红卫兵也起来了,而他们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了。总之,红卫兵运动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停留在校园里和对当时的大学党委、中学党支部的批判了。其斗争和冲击对象,已经不是当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了,矛头直指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思想的极大冲击。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广大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是好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应都被打倒。因此,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大的老干部。但恰恰是这一初衷,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也成为“西纠”很快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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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45 “西纠”看起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就我们而言,我们自认为是按中央精神做的。彭小蒙、卜大华他们发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让毛主席大笔一挥就推动了群众运动;我们成立“西纠”的自发行为,被党内实际上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住,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比如我母亲当时了解到叶帅支持“西纠”,愿意给“西纠”提供物质帮助时,她马上想到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也反映了她是想用国务院的系统来制止混乱、控制局面这么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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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47 总理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总理身边的人直接向她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总理让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给我们交代各项任务。这样一种事实,能说不是总理在后面支持“西纠”吗?所以,不能说“中央文革”因为抓“西纠”的后台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空穴来风。人家就是把“西纠”当作周总理的一个罪状来处理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也不可能有这些安排。我相信我的母亲和李梦夫这些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肯定向总理报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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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49 我母亲自杀前曾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当年没有给我们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终没看到。但是据当时看过的人传出来的,有这样一句话:“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周总理无涉。”我母亲实际上是想通过自杀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不受屈辱;一个是“西纠”的事我来负责,切断与其他人,特别是与总理的联系。还有一句话:“我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她去世的时候才47岁,现在连母亲的遗书都找不到了。我母亲这么决绝地主动选择了死亡,我想她是想切断和总理的联系,死无对证嘛;另外我觉得她性格上强硬,不堪受辱,是另一层因素。“文革”后重开追悼会时,我在她的悼词里加了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是隐喻,但也说得很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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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51 我想,母亲当时因为“西纠”,压力很大,但其实她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我母亲在“文革”初期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说这个应该改。我母亲那时在国务院联络站,负责与群众的联络。当时陈伯达给她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许明同志,这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请你在国务院联络站公布。我母亲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正确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在国务院的接待站公布了。谁知,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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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53 当时的红卫兵们大多很激进,对此意见很大。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就被群众围攻。这些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说,陈伯达你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能说这个话?你怎么能反对这个对联呢?后来,陈伯达说,这是许明在国务院联络站有意挑动学生和陈伯达的关系,挑动学生把矛头对准他。这也算是她一条罪状。这还没完,“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内容是说许明在国务院接待站发布这个,实际上是挑动群众对着伯达同志。毛主席看后就批了:“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毛主席这话分量是很重的了,也许是我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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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55 另外一方面,听说我母亲和江青关系一直不融洽。她们在延安时期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宿怨,主要因为我母亲这个人非常清高,并不怎么尊重江青,没有把她当成什么主席夫人。大家凭本事工作,主席夫人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大约是那样一种心态。后来我母亲在总理那里主管过文化方面的事,像样板戏《沙家浜》,开始叫《芦荡火种》,这些京剧改革的事情母亲都参与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和性格上的问题,她和江青就有了一点摩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江青是一个心里很阴暗、很变态的人,非常狭隘,凡是原来对她有点不恭的,她都会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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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57 更重要的是,主席表态了,“西纠”又成了“文革”运动的阻力。“中央文革”的搞法,就是找事儿。正好你许明赶上“西纠”的问题,又是总理身边的人,那正合适去整你。吊诡的是,我父亲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本来和“西纠”的事情根本就没沾边儿呀,也被江青点名一把撂进去了。我想,主要就因为他是许明的丈夫,马上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里关押了七年。江青在大会上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要枪毙。那压力从天而降,骤然加剧,所以我母亲自杀,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纠”事件。这些高层的事情,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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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59 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那时他们的做法很厉害,谢富治原来还支持过“西纠”呢,说“西纠”救过他一命。可我后来听谢富治的儿子谢国庆传出来的话,谢富治曾恶狠狠地说要杀一儆百,要处置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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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61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西纠”的事儿如果是由叶帅直接支持,我母亲不要接过来,大概可以释放一点儿压力。我母亲不介入这么深,我父亲也不会被卷进去。一定意义上说,我成了惹事的根苗了。要没有这事儿,我觉得我母亲陷不到这个程度,也不至于自杀。我父亲在“文革”中垮台还是要垮的,这是跑不掉的,但是不会那么快就被一巴掌打下来。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之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21日我母亲自杀,23日我被抓进监狱,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去世了。很短暂的时间,前后就是几天的工夫,我们就家破人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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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63 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如果没有那么一场,我不会有牢狱之灾不说,我母亲也不会被抛在风口浪尖上,家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当然,由此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家破人亡,也成为我一家人不幸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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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065 1975年,举行了我母亲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安放仪式,低调地恢复了她共产党员的名誉,算是第一次平反吧。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很多老同志都参加了。这第二次才真正彻底地为她平反昭雪,也为她的一生画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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