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39020
1706139021
孔栋听后说：“哎呀！昨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睡不好觉，让我把床头柜的安眠药给她拿点送去。我不认识什么安眠药啊。妈妈说没关系，你把床头柜的药全都给我拿来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带去了。”孔栋告诉我，以往我们去找我母亲，都要进她的办公室。这次去送药的时候，是她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让孔栋进去。他们是在北海大桥上见的面，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大桥，桥西边是国务院的北门。大冷天里，他们就在北海大桥上来回走，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我弟弟的情绪也很激昂，说要跟这些大学造反派斗啊，包括对“中央文革”有意见等。我母亲就劝他，你们要冷静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对抗，万万不可以。她还提到“西纠”去地质部和国防科委的事，以这些事的处理劝说孔栋。孔栋不服气，说：“那是他们不对，我们做的没有错。”我母亲说：“等你哥哥回来，你跟他讲，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对抗！”
1706139022
1706139023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我真正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不应该在那么敏感的时期出去串联。我跑出去大串联，当逍遥派了。如果我在，可能还有机会救我母亲。她那时很难跟外面沟通了，我可能还有机会和她交换想法。
1706139024
1706139025
我母亲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但是江青直接点她的名，甚至把与“西纠”毫无关系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后面等着她的将是什么？我想她是看清这个形势了。我们后来得知，这天她回到办公室以后，把办公室的屏风拉到值班床的前面，横着挡住人们的视线，然后把所有的安眠药，包括速可眠什么的，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水冲了，喝了有一半左右。喝药之后，她关了灯，人就爬到值班床的下面。这期间有人来找过她，因为那个屏风挡着，所以别人进来，开灯一看，都说许明不见了。后来感觉情况不对了，找了好久，我母亲的同事才在床下找到她，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北大医院。
1706139026
1706139027
这是1966年12月21日夜里的事。我母亲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里，大致就是我到家的那个时间吃了安眠药，凌晨发现之后被送到医院去抢救的。我们到急救室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就给她点滴什么的。直到她自杀24小时之后，才弄到一个人工肾，现在叫肾透析机。洗了肾之后，呼吸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药力在这个时间内已经从她的血液进入了细胞，毒性就大了，这时再做透析已经不行了。我在医院守护时，我父亲也被两个造反派押着到医院来了。他只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还对那两个造反派说了一句：“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当时还挺奇怪，他在说谁呢？向谁报告孔丹回来了？
1706139028
1706139029
熬了一夜之后，好多同学和朋友听说了都来医院看望照顾，还主动要给她输血。我看母亲情况好像有点儿缓，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家去休息一下。现在看，我母亲当时是回光返照。我回到家坐下喘口气，刚想去洗个澡，这时门口就来人了，说有人找你。我说谁呀？就站起来了。一下子进来了六个警察，问：“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那句话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定要抓我，可能问过我父亲我在什么地方。在我母亲还生死未明的时候，我被抓起来了。我母亲什么时候死亡的呢？就是那天晚上。那一天，我下午进了监狱，我母亲晚上去世了，我父亲也是此后由隔离审查转为监禁，进了监狱。
1706139030
1706139031
(1) 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编撰者注
1706139032
1706139033
1706139034
1706139035
1706139037
难得本色任天然 “西纠”祸及父母
1706139038
1706139039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运动就已经遏制不住了。红卫兵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学校范围，走向了社会，抄家、破四旧、冲击领导机关、搞批斗等，十分混乱。
1706139040
1706139041
我们成立“西纠”是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之后。我觉得《十六条》在某种意义上，是党内高层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继续深入地搞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领袖，出于保护老干部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政策界限。其实在共产党的长时期发展中，无论什么情况下，任何运动，无论是全局性的运动，还是局部性的运动，都是有政策要求的。不管这个政策要求是“左”了呀，或是“右”了，但是都有它的条条框框。比如“四清”有23条，“文革”先有《五一六通知》，经过实践，又出来《十六条》这样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十六条》像以往的政策一样，那里边讲得很明确——“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今天看，当时毛主席出于彻底发动群众的目的，有意识地在放任社会，特别是放任红卫兵们去突破政策界限。整个社会失控，局面十分混乱。当时虽然我们认识不到这么深层的问题，但是凭借着我们多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本能，就成立了“西纠”。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按《十六条》的要求，为党中央、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推行这个政策。
1706139042
1706139043
这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学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一些批斗也涉及了北京市教育局、教育部、团中央等机关。而且，大学的红卫兵也起来了，而他们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了。总之，红卫兵运动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停留在校园里和对当时的大学党委、中学党支部的批判了。其斗争和冲击对象，已经不是当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了，矛头直指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思想的极大冲击。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广大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是好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应都被打倒。因此，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大的老干部。但恰恰是这一初衷，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也成为“西纠”很快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
1706139044
1706139045
“西纠”看起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就我们而言，我们自认为是按中央精神做的。彭小蒙、卜大华他们发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让毛主席大笔一挥就推动了群众运动；我们成立“西纠”的自发行为，被党内实际上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住，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比如我母亲当时了解到叶帅支持“西纠”，愿意给“西纠”提供物质帮助时，她马上想到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也反映了她是想用国务院的系统来制止混乱、控制局面这么一种思想。
1706139046
1706139047
总理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总理身边的人直接向她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总理让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给我们交代各项任务。这样一种事实，能说不是总理在后面支持“西纠”吗？所以，不能说“中央文革”因为抓“西纠”的后台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空穴来风。人家就是把“西纠”当作周总理的一个罪状来处理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也不可能有这些安排。我相信我的母亲和李梦夫这些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肯定向总理报告过。
1706139048
1706139049
我母亲自杀前曾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当年没有给我们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终没看到。但是据当时看过的人传出来的，有这样一句话：“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周总理无涉。”我母亲实际上是想通过自杀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不受屈辱；一个是“西纠”的事我来负责，切断与其他人，特别是与总理的联系。还有一句话：“我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她去世的时候才47岁，现在连母亲的遗书都找不到了。我母亲这么决绝地主动选择了死亡，我想她是想切断和总理的联系，死无对证嘛；另外我觉得她性格上强硬，不堪受辱，是另一层因素。“文革”后重开追悼会时，我在她的悼词里加了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是隐喻，但也说得很明白了。
1706139050
1706139051
我想，母亲当时因为“西纠”，压力很大，但其实她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我母亲在“文革”初期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说这个应该改。我母亲那时在国务院联络站，负责与群众的联络。当时陈伯达给她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许明同志，这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请你在国务院联络站公布。我母亲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正确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在国务院的接待站公布了。谁知，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1706139052
1706139053
当时的红卫兵们大多很激进，对此意见很大。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就被群众围攻。这些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说，陈伯达你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能说这个话？你怎么能反对这个对联呢？后来，陈伯达说，这是许明在国务院联络站有意挑动学生和陈伯达的关系，挑动学生把矛头对准他。这也算是她一条罪状。这还没完，“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内容是说许明在国务院接待站发布这个，实际上是挑动群众对着伯达同志。毛主席看后就批了：“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毛主席这话分量是很重的了，也许是我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
1706139054
1706139055
另外一方面，听说我母亲和江青关系一直不融洽。她们在延安时期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宿怨，主要因为我母亲这个人非常清高，并不怎么尊重江青，没有把她当成什么主席夫人。大家凭本事工作，主席夫人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大约是那样一种心态。后来我母亲在总理那里主管过文化方面的事，像样板戏《沙家浜》，开始叫《芦荡火种》，这些京剧改革的事情母亲都参与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和性格上的问题，她和江青就有了一点摩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江青是一个心里很阴暗、很变态的人，非常狭隘，凡是原来对她有点不恭的，她都会记恨。
1706139056
1706139057
更重要的是，主席表态了，“西纠”又成了“文革”运动的阻力。“中央文革”的搞法，就是找事儿。正好你许明赶上“西纠”的问题，又是总理身边的人，那正合适去整你。吊诡的是，我父亲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本来和“西纠”的事情根本就没沾边儿呀，也被江青点名一把撂进去了。我想，主要就因为他是许明的丈夫，马上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里关押了七年。江青在大会上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要枪毙。那压力从天而降，骤然加剧，所以我母亲自杀，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纠”事件。这些高层的事情，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1706139058
1706139059
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那时他们的做法很厉害，谢富治原来还支持过“西纠”呢，说“西纠”救过他一命。可我后来听谢富治的儿子谢国庆传出来的话，谢富治曾恶狠狠地说要杀一儆百，要处置几个人。
1706139060
1706139061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西纠”的事儿如果是由叶帅直接支持，我母亲不要接过来，大概可以释放一点儿压力。我母亲不介入这么深，我父亲也不会被卷进去。一定意义上说，我成了惹事的根苗了。要没有这事儿，我觉得我母亲陷不到这个程度，也不至于自杀。我父亲在“文革”中垮台还是要垮的，这是跑不掉的，但是不会那么快就被一巴掌打下来。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之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21日我母亲自杀，23日我被抓进监狱，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去世了。很短暂的时间，前后就是几天的工夫，我们就家破人亡了。
1706139062
1706139063
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如果没有那么一场，我不会有牢狱之灾不说，我母亲也不会被抛在风口浪尖上，家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当然，由此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家破人亡，也成为我一家人不幸的渊薮。
1706139064
1706139065
1975年，举行了我母亲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安放仪式，低调地恢复了她共产党员的名誉，算是第一次平反吧。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很多老同志都参加了。这第二次才真正彻底地为她平反昭雪，也为她的一生画了句号。
1706139066
1706139067
1706139068
1706139069
[
上一页 ]
[ :1.706139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