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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母亲当时因为“西纠”，压力很大，但其实她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我母亲在“文革”初期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说这个应该改。我母亲那时在国务院联络站，负责与群众的联络。当时陈伯达给她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许明同志，这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请你在国务院联络站公布。我母亲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正确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在国务院的接待站公布了。谁知，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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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红卫兵们大多很激进，对此意见很大。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就被群众围攻。这些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说，陈伯达你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能说这个话？你怎么能反对这个对联呢？后来，陈伯达说，这是许明在国务院联络站有意挑动学生和陈伯达的关系，挑动学生把矛头对准他。这也算是她一条罪状。这还没完，“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内容是说许明在国务院接待站发布这个，实际上是挑动群众对着伯达同志。毛主席看后就批了：“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毛主席这话分量是很重的了，也许是我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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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听说我母亲和江青关系一直不融洽。她们在延安时期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宿怨，主要因为我母亲这个人非常清高，并不怎么尊重江青，没有把她当成什么主席夫人。大家凭本事工作，主席夫人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大约是那样一种心态。后来我母亲在总理那里主管过文化方面的事，像样板戏《沙家浜》，开始叫《芦荡火种》，这些京剧改革的事情母亲都参与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和性格上的问题，她和江青就有了一点摩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江青是一个心里很阴暗、很变态的人，非常狭隘，凡是原来对她有点不恭的，她都会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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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主席表态了，“西纠”又成了“文革”运动的阻力。“中央文革”的搞法，就是找事儿。正好你许明赶上“西纠”的问题，又是总理身边的人，那正合适去整你。吊诡的是，我父亲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本来和“西纠”的事情根本就没沾边儿呀，也被江青点名一把撂进去了。我想，主要就因为他是许明的丈夫，马上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里关押了七年。江青在大会上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要枪毙。那压力从天而降，骤然加剧，所以我母亲自杀，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纠”事件。这些高层的事情，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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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那时他们的做法很厉害，谢富治原来还支持过“西纠”呢，说“西纠”救过他一命。可我后来听谢富治的儿子谢国庆传出来的话，谢富治曾恶狠狠地说要杀一儆百，要处置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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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西纠”的事儿如果是由叶帅直接支持，我母亲不要接过来，大概可以释放一点儿压力。我母亲不介入这么深，我父亲也不会被卷进去。一定意义上说，我成了惹事的根苗了。要没有这事儿，我觉得我母亲陷不到这个程度，也不至于自杀。我父亲在“文革”中垮台还是要垮的，这是跑不掉的，但是不会那么快就被一巴掌打下来。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之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21日我母亲自杀，23日我被抓进监狱，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去世了。很短暂的时间，前后就是几天的工夫，我们就家破人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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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如果没有那么一场，我不会有牢狱之灾不说，我母亲也不会被抛在风口浪尖上，家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当然，由此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家破人亡，也成为我一家人不幸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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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举行了我母亲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安放仪式，低调地恢复了她共产党员的名誉，算是第一次平反吧。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很多老同志都参加了。这第二次才真正彻底地为她平反昭雪，也为她的一生画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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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囹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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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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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董良翮被抓，主要是和六中的所谓“集中营”的事情有关。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迫害总理、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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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审讯的主要方向就是指向所有的领导，所谓抓“黑后台”。但是这阴谋没有得逞，我在监狱里面直截了当地说清楚了，“西纠”是我们自发的行动，事实也是这样。他们在监狱里问的问题一直围绕这些，不过审讯方式还是比较文明的。预审员问：你是“西纠”的头儿？你妈妈到底给了你什么指示没有？雍文涛有什么指示没有？周荣鑫是怎么说的？那我就只能说那些事实，但是得不出结论周恩来总理直接给了什么指示。当然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比如他们问：你们成立“西纠”是不是有背景？你们的通令是谁指使的？你们的那几次事件是不是有背景的？我也是如实地回答。这个我是咬定了的，但我不会再说我母亲肯定我们的做法什么的，这些我就不会说了。审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看确实问不出什么，也可能他们从旁证的调查也印证了我的“供词”，也就不再审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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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审讯，我被从监狱里提出来，押到四中批斗了一次。这是四中的造反派组织的，地点是在四中对面北大医院的礼堂里。那天很冷，我穿着个军大衣。当时他们是想把我和我父亲同台批斗。我被押着，低着头时扭头看了一下，就放心了。那人不是我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有人记得我被押上车时，还回头笑了笑。他们说，孔丹真不是一般人物，遇到这事还笑得出来。从性格上讲，我基本上受我母亲的影响大，比较清高，有时候自负、骄傲。另一方面，我父亲久经锻炼，还掌管过很大权力，我觉得他比较圆通。我那时进监狱，极端愤慨，但还能坚持，这里面可能既有我母亲的清高，也有我父亲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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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应付这些之外，到监狱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适应环境。我是被关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关押我们的这个建筑叫梅花楼，六个筒状建筑伸出去，像梅花花瓣，看守在中间的接合部就是梅花的花心处监管。监狱里把牢房叫号子。一般犯人是关在大号里，我被特殊“优待”，关在单独一个人的小号。里面很冷，看守犯人的警察穿着棉衣，还要靠着一个煤球炉子取暖。而我们这一冬，从头年12月到次年3月开春都没有取暖设施，冷到让我写交代材料的墨水都冻住了。伙食就是一天八两粮食，上午两个大点的窝头，下午三个小窝头，一日两餐，没有菜，就是个白菜头放点儿清水做的汤。饥寒交迫，我用这个词形容监狱生活一点儿也不过分。最后大便都像羊粪蛋，吃下去的食物被肠胃充分吸收了。等到出监狱的时候，人都浮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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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家都讲监狱的黑暗，我现在能回味到的就是生活条件很差，一个月六块钱伙食费。我出来以后让我去交24块钱的伙食费。我很守规矩，就去交了。后来我跟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退我这24块钱，既然是冤假错案，你就必须给我退。这不能客气！他们还真退给我了。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你抓错了我了，怎么还能收我的钱。我这人较真儿，死较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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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监狱生活，是我在监狱里的一个主要内容。我发明了一种方式和楼下的女监通上气了。楼下那个牢房被关押的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被抓起来的，是什么罪。不过她知道我这个人，这样我们就聊上了。我说：“我吃不饱，饿得受不了。”她说：“我们吃不了，还能剩点。”我说：“那我想想办法。”我就跟看守要求，说我要补衣服，要了针线。我把被子上的线都拆下来，拧成了粗一点的小线绳，再用手绢缝了个口袋。这样，一个吊袋就做好了。然后我和郑中伟约好，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敲一敲墙板，算是一种信号，然后把吊袋从铁栅栏的窗口送下去，她把窝头装好我再拉上来。哦，那时感到幸福啊！饥寒交迫时，我就幻想着各种食物，所以人到了这种时候，考虑的已经不是各种政治压力了，生存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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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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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狱里倒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也没有受到身体上的直接残害。但我隔壁过去不远的一个号子里关着一个姓刘的工人，个子高高的。他的案情更冤，是因为没有留神，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糊窗户了，结果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进来了。那天，他可能坐得累了，就在号子里站着。看守从窗户外边看到，就让他坐下。他这个人很倔，说：“我就不愿意坐，怎么着吧。”不一会儿，看守带了四五个警察过来，打开门就把他拉出去打了一顿。从那之后，我就打定主意不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好汉不吃眼前亏，犯不着受这种皮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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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也有监友被放出去，我就托他们带消息。我在监狱里曾经给我弟弟孔栋写了一两封信，类似“请你一定要做妈妈的思想工作，一定要想得通，一定要接受运动的考验”。我其实是在暗示，我希望母亲还活着。除了让出狱的人带信给我弟弟，还带过话。后来，我出来后问孔栋，他说根本没有任何的消息，无论是你的信，还是你带的话，都没收到过。那时因为饿呀，我还想过一个主意，想让孔栋给我送点盐进来。怎么送呢？我告诉他，先把牙膏从后面掏空了，放进盐，再把它从口上填上牙膏卷好，一般发现不了。我这招儿都想出来了，但是信没有给我带到，装盐的牙膏自然也没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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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要盐呢？我当时饿到把一碗菜汤兑上水冲上四五碗，喝了以后把肚子撑饱，所谓水饱，饥饿感就好一点。用水冲汤就是一个充饥的手段。可菜汤冲到后头就没有一点儿咸味儿了，所以我就想要点儿盐来，解决这个冲汤的问题。结果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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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被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的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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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总理就上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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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啪”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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