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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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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道，“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释放“联动”的事，我也因此而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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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管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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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然后，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里喀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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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他说：“你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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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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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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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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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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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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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了个人，帮着一块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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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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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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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她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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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解放全人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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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一段时间后，学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生”。这可能是对我们当时状况一种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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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当中，我一直都是个喜欢做实事的人。刚出狱时，身体很虚弱，全身浮肿，每天搬个藤椅在院子里头晒太阳。到了五六月间吧，身体开始恢复了。按道理我从监狱里出来，就应该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太不甘于寂寞了。我消停了没有三天，就又开始四处串联，热烈讨论，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的问题，力图发表我们的看法。由此，在1967年夏天，就和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办起了《解放全人类》的铅印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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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在释放我们那天晚上讲的那些话给我印象太深了，我理解有这么几层意思：一要承认错误；二要放下包袱；三要继续革命。这对我们搞《解放全人类》报肯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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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纸的创刊号是1967年5月24日出版的，一共出版了三期。我们当时认真得不得了，非常严肃地在探讨问题。特别是8月18日第三期《历史与教训》的社论，我们用了两个半版面，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红卫兵运动进行分析和总结。今天看，我们当年写下的这些文章，依然是“文革”的思维模式，表现了对毛主席、对“文革”的尊崇，不过也对我们自身以及初期红卫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正确还是错误不要紧，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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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办《解放全人类》报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种探索和追求。参加的人有我、马凯、秦晓、李三友，四个人都是党员，还有孔栋。王向荣基本没有参加这事，我们对林彪的异议也没有跟他很深地交流。当时我们写的几篇东西中，马凯写的是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写的是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倾向，比如在对联问题，在“红五类”、“黑五类”的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赞同老红卫兵、高干子弟搞小团体，一小部分人自己去革命，我们必须团结大多数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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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社论是我写的。我在文章里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红卫兵内部全面展开整风运动，整顿思想，去掉不良作风。要通过整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以解放全人类作为我们的旗帜，这是我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时期，中央没有什么指示，我们却提出要搞什么整风，跟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当时，我们也开始读马列的书，30本原著。学习原著和我们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密切联系的，也是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感觉是视野更开阔，跟只读毛主席著作大不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可以看到外面很宽的天地，导师们也是有来有往的，有根源、有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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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写了三篇文章，来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一直是一个严肃的群体，不是一时冲动就去干什么的人。我们是想通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状态，找到里面根本的道理。但是，我们的父辈一下子成了“文革”和群众的对立面的人，说得再重一点，那就是敌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受到很大的刺激。而这个事实产生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比“文革”造反之类的表述要理论化，其依据就是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内还会出现修正主义，还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基层到高层都有。我们对这个理论没有很透彻地理解，而且我们认为这跟社会现实也有矛盾。所以要探索，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一个体系？它是怎么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力求正统。而且，我们当时还有这样一种心态：不能以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境遇来否定和对抗文化大革命。《解放全人类》报很反映那时候我们的真诚，很真诚地在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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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由于我父母跟王震关系很好，我小时候和王军就经常在一起。他大我六岁，是老大哥，那时已经是海军军官了，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他们这些人在“文革”中都是很有想法的，很早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有看法。他找到我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支持你们办报纸。”因为办报，买纸、印刷都需要钱。我们就收了王军的200块钱。“文革”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我们在思想上都是相通的。但是我对王军说：“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做，要讲策略。”我们后来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提出问题，就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我们党内”。仔细一读，可以品味到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逻辑上的推理。如果说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当时指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揭露出来了，那么再提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显然就另有所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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