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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句话,又让人家把我们给按住了。人家可以问我们: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因此,大约在1967年8月我们出版完第三期之后,四中的军宣队和造反派的学生组织就把我们几个抓起来了。那天,我正在李三友家的院子里摆上小桌下围棋,突然冲进来一大群人,是杨帆带队。他们原本是来抓李三友的,没想到我也在场。他可能看样板戏多了,一见我马上做了一个很滑稽的京剧亮相动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孔丹!你得跟我们走一趟。”我说:“走就走呗。”他又喊了一句:“李三友在哪儿?”三友就坐在边上,正低着头看棋,一抬头说:“我在这儿呢。”杨帆说:“一块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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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比专政机关抓人的气派差远了,我们是跟他们坐公共汽车走的。一群人把我们带到了学校,然后关在了小院里。当然是分别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当时抓了我们四个人,秦晓、李三友、王向荣和我,宣布对我们实施群众专政。刘辉宣这时也被抓进去了,不过和我们不是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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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抓,我就把在半步桥监狱学到的手段用上了,所以大家后来说我有一定的监狱斗争经验。在四中我们被隔离审查的这段时间,首先是要统一口径。第一次启动是最要紧的,我先写了一个纸条,告诉大家我们交换情报的地点定在厕所的蹲坑的角上。然后,我把它搓成一个小纸团。准备好了之后,到吃饭的时候,有学生押着我们去食堂。我走在前面,就给三友使眼色,然后假装蹲下系鞋带儿,把纸团就搁在地下,还踩了一脚。学生到底比不了警察,没有发现这小动作。李三友走在我后面,他患小儿麻痹症,一拐一拐地走到那儿,也做个系鞋带的假动作,然后把纸团捡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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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给三友传的第一个消息,接着我给秦晓写了个条儿,也是写好联络方法和地点,然后借着去给他送西瓜的机会,递给他一半儿西瓜,顺手就把纸条塞在下面递给他了。最难的是与王向荣联络,他看着挺粗犷的,但有点胆小。给他传消息,他也不敢接,不敢和我们串通。没办法,我就直接找了合适的人给他带了话,就是:千万别胡说八道,涉及安危啊。那时候如果有多少其他错误,也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但如果是反林彪,根据当时的《公安六条》,那就是现行反革命,死罪。这是非常危险的,是一个死线。抓我们的人,就是想要我们承认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的行为,把我们定为反革命。而这些事情,我们确实都曾议论过。所以我要和他们串供,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说话不要过那条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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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就利用放风的时候、上厕所的时间,互通消息、串供。我们必须要通消息,这用来对付讯问非常有用。一个反江青,一个反林彪,这两个题目上他们应该没有发现很硬的材料。当时还不能叫审讯,就是和我们谈话。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反对江青,对江青有意见?我们说:当然没有,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嘛,我们怎么会反对她呢?不可能!我印象当中他们还问:你们的报纸为什么写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你们指的是谁呀?我们回答:我们评论赫鲁晓夫就是说他对斯大林无耻吹捧。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问题,当斯大林在世时,他非常恭维、尊崇,但在斯大林身后就否定,就刨坟掘墓、抛骨扬灰。所以说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是始终要警惕的。我们死死咬住,文章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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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把我们关了有四十多天吧,也确定不了我们有什么反革命罪行,就把我们放了。这次出来以后,一直到1968年底,我就没参加过什么实质性的活动了。因为这一轮下来,就逼得我不得不超脱了,难以再有那种活跃的心态了。我们在办《解放全人类》报的时候,还经常批评“逍遥派”没理想、混日子,后来我也成了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了。现在回忆起来,那也是一段愉快的“逍遥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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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约几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出发,从北京往张家口走。在公路上,遇到大卡车,我们就抓着车帮滑行,很惬意。我们沿路骑到官厅水库,怎么过去呢?绕路去到张家口就太远了,于是我们就借了两条船,把自行车和随身物品放在船上,把船划到对岸。我游泳水平比较高,自恃水性好,然后再叫上一个哥们儿,把船划回来还了。两个人再游泳横渡官厅水库过去和大家会合。这在我的经历中是非常刺激的一次,有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感觉。后来我们又跑到天津汉沽的渔村去,住在村里头,跟着渔船去出海打鱼,我记得还带上了彭真的小儿子傅亮。那段时间,我过的是比较超脱、比较逍遥快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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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陕北的“受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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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待到197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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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经常活得很累,但经常是身不由己。我那时就是去插队,想去什么地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去农村插队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此前后,我是有这么几个想法:一个是跟孔栋一块去山西,哥儿俩嘛,一个学校的,在一块儿也很自然。可军宣队不同意,就是不行。二是想跟秦晓、李三友他们去内蒙古,学校还是不同意,不批准。最后,是和初中同班的韩松,再搭上其他班的同学,有刘建党、马伟博、蔡丹江等,一共是13个男生,一起去了陕北。到那边,有个女校,36中的九个女生,和我们分在一个队里。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北京送知青的干部和延安专区做了专门交代,延安专区又跟县里管理知青的人打过招呼:对孔丹,是要特殊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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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孔栋一走,我们家从北京就拔了根了。我们没有家了,按过去说法就是流离失所了。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眼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我这时已经觉着我走到哪儿都行,怎么样的活法都能活下去。我也一点没有什么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那种激情。心情比较黯淡,感觉也许人生就这样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可以说,非常的平淡。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很多新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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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陕北之后,汽车把我们送到延长县城。队里派了人来接我们,因为走山路要近一点,第二天我们就步行翻山到队里去,一路翻了两座山,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那次印象很深,刚到农村就尝到爬山的滋味,看着老乡是一步一摇地走,他们不着慌,速度很稳定。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嫌人家走得慢,紧跑慢跑的,结果最后还跟不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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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县靠着延河,从延安下来一百五十多里到延长县。高家川在延河支流的一道沟里面,从县城走土路到队里是三十多里,翻山走是二十多里。我们去的第一年,国家一个月给44斤原粮,实际上是根本不够吃饱的。生火做饭就得打柴,打柴要走出五六里地,都是毛刺柴,那种带刺的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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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农民很实在,也很热情,给我们准备的土窑洞,一个窑里住四个人的也有,五个人的也有。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是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比如说在县城里头,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穿着土布衣服,穿着当地老乡给做的鞋,那种底和帮都很硬的鞋,再晒得黑一点就看不出与老乡有什么区别了。当地人说:“三夹不如一棉,三棉不如腰间一缠”,所以冬天再扎上根棉线编的腰带,完全是当地人的样子了。我这人性格比较江湖化,平时跟老乡连说带逗。老乡们也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父亲有问题关起来了,母亲不在世了。他们说,这娃儿也怪可怜的,所以常常帮我绗个被子啊,补个衣服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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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1) 春天就是种玉米、高粱、谷子、糜子、荞麦等秋庄稼。入夏就开始锄地,钻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接着是收冬小麦,割了麦子以后,把它打成捆。我们用那两头尖的扁担,用扁担的一头叉上一捆,举起来,然后用另一头再叉上一捆,两捆麦子就挑起来了。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有的知青挑麦子哆哆嗦嗦的,我就学着当地人很潇洒的那种感觉,麦担两头儿一颤悠,走起路来带点弹性,那感觉,爽!走一走,再“啪”地一换肩,五六里路悠着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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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后先是上山耕地,因为中午太热,牛没劲儿,所以我们都是半夜三更地起来赶着牛上山。耕过地后再种麦子,把麦种和羊粪搅在一起,前面一人拿个镢头刨坑儿,后边那人抓着那混着羊粪的麦种,踩着那窝窝,一把一把地扔到坑里。这种播种方式,陕北叫“抓粪”。这和在平原上种麦子,那个景象差得太远了。平原上的麦子是一垄一垄的,陕北山上种麦子是一簇一簇的,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土地太贫瘠,有限的肥料只能和麦种搅在一起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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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2) 而且,我跟他们能交流,抽烟就是从那时学起的。老乡那烟锅子,装上那老旱烟,那劲儿特足。然后,把那烟嘴在大襟上抹抹,就杵到你嘴里了。我抽的那第一口,呛得差点没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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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几年,我一直都是陕北人的打扮,晒得黑乎乎的。很实在地说,我还是挺享受那段时光的,很单纯。也没有觉得怎么艰苦了,怎么难过了,没有这感觉;也绝不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那些孩子正事儿干得不多,整天净是邪门歪道、打架斗殴的。在延安,我也听说过别的村里有这样的知青,但我们村里的其他知青,都还是很实在地干活。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理想主义的追求,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啦,什么要锻炼自己啦,什么灵魂深处改造世界观了……我没有。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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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生产队的各种劳动,各种技能,包括打草、起羊圈,我都干。有一次起羊圈时,我差点儿被砸死。我们干到一半的时候从窑洞出来打歇儿,结果那个窑洞就突然塌了,要不是赶上打歇儿,估计就没命了。到陕北的第二年,因为干活太玩命,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愈后体力很差,脚部也感染了。队里分配活儿的时候,我一般的活计干不了。那时,队里有块西瓜地,就在村口的坟地里。往年都是派两个人去看瓜,两人等于队里一天要给20个工分。我说:“你给我12个工分,我一个人就行。”队长说:“你行吗?”我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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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瓜地里头有棵树,我吊了根绳子,弄个板子,就睡在那里。白天的生活多惬意啊,吃瓜随便,拍开了就吃。晚上弄个油灯,还弄点书看,看累了,把灯吹了就睡了。老乡怕我害怕,有次他们带了一条狗来,拿链子把它拴在树上。谁知,第二天那狗把那链子挣断了,跑了。那坟地不知什么时候还刨出个碑来,那碑上说,这棵树上吊死过人。我说:“吊死就吊死过吧,没啥了不起的。”老乡说:“孔丹,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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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儿种荞麦,夏秋之交开花时,紫色的秆,粉色的花,漫山遍野连成一片,还是很漂亮的。我们知青有时弄点野菜啊,还养个猪啊。我第一次杀猪时,第一刀没捅到心脏上,结果猪挣脱以后到处跑,我们一群人在后边追猪。那猪跑得特快,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不过想到有肉吃了,这些都不算回事,感觉好极了。这是那种艰苦生活中一些短暂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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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记工分制度,男性全劳力每天记十个工分,陕北的知识青年刚到农村时普遍是从六到八分开始记工。——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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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北话,陕北农民的自称。——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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