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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我实实在在的心态，可能我们党的队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早就忘记了这样的宗旨了，他奋斗的目标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但我还是这个想法，小平同志还讲共同富裕呢，财富的分配还得调节，这既是经济学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重大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反过来说，这也是执政党生存的基础。所以，在农村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和人民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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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知青的政治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农民，你是受再教育的，这个政治身份是不同的，所以对相当多的知青而言，那是一种精神摧残。另外，我的有些病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根。我现在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当时感冒、咳嗽，无药医治就忍着，时间长了就慢慢留下个病根来。我在农村还得过大叶性肺炎，吐过血。好多人什么肝病、肾病、腰肌劳损等，也都是这段时期造成的，这是真实的。因为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跟现在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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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好多女知青实在是顶不住艰苦的劳动强度了，我们村里有一个插队女生就嫁给当地人了。为什么？很简单，实在是受不了了。每天爬七八里山路去干活，再七八里路下来。上山怎么吃饭？麦子和羊粪混着，抓得满手都是粘的。送饭上山来时，我们就是含口水，小口吐到手上，把手搓一搓，就这手，拿着冷的酸玉米团子就吃了，还吃不饱。有人后来问我，说这怎么行啊？我说，这怎么不行啊？陕北农民就这么活的！好多人当时就受不了了，确实受不了，这我很能理解。所以，人的生存空间在很底层、很有限的情况下，革命浪漫主义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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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觉得我这四年吧，还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把负面转化成正面的过程，这么说可能比较客观。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下乡的那段生活对我来讲，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而且还能思考些问题。在那个时期，我也尽我所能去努力获取一定的知识和一定的思想积累。我们当时读书是跟农村的现实生活脱离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天黑得早也好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那个窑洞永远是几个人往那一坐，大家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我们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志向，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的一种天然需要。插队时期我确实读了一些书，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灰皮书是各种政治性的，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都是那时候读的。我是31岁开始读硕士研究生的，还是没上过任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但是对人生来讲，毕竟那是一个断层。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反常的状态，或者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过重的成本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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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血色浪漫》播了之后，有些年轻人跟我说：“哎哟，孔总，我们都羡慕你们啊，你看你们那会儿过得多浪漫啊！”我说：“这有点扯淡吧。”要说起来，这简直是一群不懂事儿的小孩子，把上山下乡看成是浪荡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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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几年中，“积压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四百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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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从历史的作用讲，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这应该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我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并不需要以一种完全悲情的心态对待。如果以个人的进退来评判它则又是另一回事儿，这和每个人的不同道路和处境有关，取决于人们能否把负面因素转化成正面的财富。现在这个问题人们还是经常争论，如中央电视台播出梁晓声的《知青》又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即使我们原来四中高三（5）班的同学聚会上，这也是争论的话题之一。我看这将来也是一个题目，既然要研究“文革”历史，那么这一代人的个性里面，和其他群体的差异，是不是上山下乡造成的？这些差异有正面的，那有没有负面的？负面的是局限于他们个人呢，还是对社会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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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山下乡对很多人是悲惨的，把许多人起码的正常生活轨道全部打乱了，从而一生的命运被改变。如果在一定条件下，负面的东西转化不成正面的，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负累就成了必然。比如像云南有一帮知青跟当地人生的小孩子到上海去寻根的事，看着就很悲惨。陕北也有不少啊，和老乡结婚了，有的有孩子了，有的后来就离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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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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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北话，指灌木丛和次生林。——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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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第818、8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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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第818、8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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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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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了四年队，回到了北京。怎么回来的呢？1972年，听说可以探视我父亲了。我和孔栋就琢磨，我们俩得回来一个人，照顾我父亲。我们哥儿俩为此还互相谦让了半天。后来我们去探视仍被关押中的父亲时，我父亲说：“那就孔丹回来吧。孔丹的办法多一些，认识人多一些，写东西好一点；你先回来再想办法救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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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有个机会，见到原来周总理的秘书浦寿昌，那时他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我说：“我想给总理写封信，我和孔栋得回来一个照顾我父亲，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渠道。”他说：“好，你就写吧，我最近有一个机会，总理要来视察开会，我给你转达。”随后，我的信周总理批了，总理办公室直接发信到陕西省委。结果一路绿灯，给我办了手续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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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北京没地方住，就住在原来照顾我姥姥的保姆家，我们都叫她李大娘。当时抄家时，造反派把我家里人都赶出去了。我姥姥没人管，就被李大娘接走了。李大娘家在魏公村，那里当时还是农村，是个里外间的土房，我很长时间就住在那里，直到后来跟中央调查部要了国际关系学院里一个筒子楼的一间房子，我才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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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老爹。1972年底我回到北京，1973年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争取让我父亲早点出来。在探监的时候，尽管在有人看守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我面授机宜。他要我向两个人反映情况，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康生。说到康生时，他说，你一定要给他写信，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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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我父亲在苏联时就和康生关系很好，可是我父亲被江青点名关押后，我不知道康生是如何表态的。在九大召开前，确定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处理方案时，我曾听说有一个整人的名单，康生在名单旁边一个个加以注释。康生在我父亲孔原的名字旁边写下：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口气非常之狠。叛徒是怎么回事儿呢？因为我父亲作为工人纠察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枪响了，好几个人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说，我还算勇敢的，还站在那里，没钻到桌子底下去。后来起义队伍失败，往潮汕地区走，半路上被打散了，我父亲曾经被军阀的部队扣了两天。这件事在他的档案中，他自己已经写明白了。但后来对这种事情很严格，要审查清楚是否投敌叛变了。他说，没有，我们说自己是老百姓，后来就跑掉了。所谓特务，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儿。什么叫特务？他本来就是做情报工作的啊。所谓里通外国，可能说的是跟苏联的情报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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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父亲叮嘱我，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将同样内容的信写了两封，一封给总理，一封给康生。这两封信都送到了，两个人看后都有批示。我的理由是我父亲的健康情况很差，希望能保外就医。总理批的意思是说：由于身体的原因，孔原可以先治疗，同时继续审查。也许是由于康生此时已经患了癌症，心态可能有些不同了。他的批示直截了当，很明确：解除孔原监护，入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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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1967年就进监狱了。他一直监禁在单间，长期没有人交流，出来时说话都不利索了。进监狱那年他60岁，出来已经67岁了。在康生患癌症快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曾带着我到他在钓鱼台的住所去看过他。康生那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人很瘦，脸却是虚肿的。我父亲对他说：“康生同志，我感谢你，我儿子给你写信，你批了以后，把我解脱了，非常感谢。你好好养病吧。”我父亲说了这个话后，康生眼睛里还真泛起了泪光。我父亲心里太明白了。从康生那里出来后，他说：“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立刻跟了一句：“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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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1日，我父亲出狱就被直接送到了阜外医院。那一天正好也是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日子，外面正在广播——“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高音喇叭的声音至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解除了监护的继续审查，所以父亲在阜外医院住了一段以后，就搬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甲5号。那个院子曾住过苏联专家，后来专家撤了。我们就住在专家曾住过的小楼里面。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一个很规整的四合院，房子也比较大。那是北洋时期外长顾维钧的府邸，孙中山在北京病危直至去世就在那里住。我们也在那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终于，我们又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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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狱后，我就急于要有份工作。我找了街道，他们要把我分配到一个街道工厂。但是我父亲不同意，他很明确地说：“你现在不能上班，你要照顾我。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照顾我也是革命工作嘛。”我知道他当时还是很想回到调查部工作，比如说安排个顾问之类的名义。但是，当时有关的领导都不热心让他回去。他感觉很委屈，就有些想法，曾对我说：“我关在里面的时候，可没有讲过一句对他们不利的话，可现在他们都不接受我。”我说：“哎，老爷子，他们也是形势使然。你做到了不讲他们的事情，这是对的。不过人家现在这样做，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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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王震曾要我去给他做秘书。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因为我经常去他家聊聊天，政治倾向都很明白。那时，原来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要我去接他的班。这样，我在王震那里待了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上班一样。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把书柜的文件整理好，然后跟他出门或出差。有两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是去北京郊区考察腐殖酸氨肥料。他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发展生产，因此对腐殖酸氨肥料兴致勃勃。他还是个爱学习的人，为此除了读米丘林，还读威廉士的土壤学。还有一件事是他带着我父亲和我，去了一次胶东半岛，到山东的青岛、威海、烟台一带，考察黄金矿。根据这次考察了解的情况，后来他推动成立了武警的黄金部队。我当时已经处于一种秘书的工作状态了，但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不批准，说因为对我父亲的审查还没有正式定论。因为这个原因，我没去成，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去接任伍绍祖，当了王震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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