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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回北京的头两年就没有工作，一直是照顾我父亲的饮食起居，确实尽到了做儿子的责任。到1975年，小平同志主政那一段，我父亲就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还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伍修权当时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他欢迎我父亲去工作。这样，我父亲1975年11月就到总参二部担任了政委。因为他原来是中央五个部之一的正部长，总参二部则是军级建制，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一点委屈，可那时已经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欣然上任。后来，部队也给他按副总长的待遇，安排了秘书、司机、警卫员、公务员，部队的待遇比起地方来还是好多了。至此，我照顾他的职责解脱了，就开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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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还想去街道工厂，这时父亲问我：“你对什么有兴趣？”我经历了多年的“文革”之后，一直想通过学习理论，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曲折遭遇搞清楚，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所以我说：“我对理论有兴趣。”他就找了很熟悉的老朋友宋一平，宋那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他把我分配在经济研究所当资料员。我父亲说：“我也就这么点能力帮你，说起来你也就是个中学生，能给你个资料员干，不容易了。”我说：“做个资料员很好。有这么个机会能继续学习，再好不过了。”我不认为我是那种靠关系、走后门的人，但这一次还真算走了个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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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5年7月1日入党，但是转正是1975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是自己找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当时那里是李立功负责。我母亲有个挚友叫李曾颉，是吴德的夫人。李曾颉和李立功蛮熟的，于是她介绍我去找李立功。我直接去办公室找李立功，他很耐心地听了我的表述，说这件事我们争取把它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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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父亲重新工作了，我的工作解决了，我的党员也转正了。当时孔栋还在山西雁北地区插队，这年也转到了江西老家，在南昌附近插队，条件也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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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研究所，拿了平生第一次工资，月薪38块钱。38块钱在手，我觉得很富足了，那些大学生也就是56块钱的工资。在所里，我跟孙冶方是一个党支部，这也让我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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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还没几天，就赶上周总理去世。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龙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我父亲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他认为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了，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我们议论到，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只有采取最特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我后来听到的，王震就曾经用手势向叶帅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当时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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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的时候纪念总理，我多次去天安门，抄录诗歌标语，回来跟我父亲汇报情况。那时经济研究所按上级要求，公布了纪律，不准去天安门广场。我还是偷偷到广场看演讲，抄了些诗词，回来跟父亲他们议论，大家都感到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当时和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感觉是一样的，脉搏也是一样的。“四五运动”就是要和文化大革命决裂，它表达出人民群众已经不能再接受“文革”的这种方式了。没有“四五运动”作为推动力，我觉得抓捕“四人帮”的正义性、合法性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五运动”让人们了解了精神和力量的对比，了解了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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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总去世后，我父亲就对我做了嘱托。他说，江青恨你妈妈，所以她非搞死你妈妈不可。如果他们再来搞我们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跑，目标太大。你呢，这次一定要跑掉！不能再进监狱，再也不要落到上一次那种境遇。再进监狱，你活着出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时，这些老干部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严峻的，认为江青一伙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都知道讲纪律，但首先是要考虑生存。那一时期，很多老干部家里都在各自开家庭会议。当时就是这种想法，斗争形势已经到这个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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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这个事情来了个急转弯，峰回路转。应该是1976年10月7日，抓“四人帮”的事就向部队高级干部传达了。那天我父亲回来，抱着我就亲了一下。我说：“啊！？怎么啦？”他说：“喝酒，拿酒来！拿酒来！”我说：“怎么了，出什么大事儿啦？”我其实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说：“喝酒！那几个人抓起来了！”我问：“哪几个人啊？”我父亲说：“数数哪几个？”“江青……”我说，“主席夫人也能抓？”他说：“抓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帮坏蛋都抓起来了。”那一刻，我们兴奋到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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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说，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那么，没有华国锋主持打倒“四人帮”，那又会怎么样？虽然陈云同志指出过，这只能是特殊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形式。但是斗争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这个转折，中国历史可能真要重写了。我觉得这是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个代价最小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如果把“四人帮”的理论形态，加上政治权力，加上残酷斗争那一套，真的实行下去，中国会怎么样？一种结果就是崩溃；一种结果就是分裂，武装斗争。以我父亲他们那种思想状态，只要毛主席不在了，那大家就反了。打倒“四人帮”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因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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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今天看“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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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革”，中央后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上，从发动到它的整个过程都是加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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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红卫兵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要否定。“文革”的大背景是一条“左”的路线，毛主席发动它就是错误的。其中有没有积极的东西？动机好不好？我觉得历史重要的不是考虑动机，而是你真正做了什么，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头看更清楚了，就是整个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对于红卫兵，不管其中哪一派，什么中学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什么大学的“一司”、“二司”、“三司”，工人里面的各种工总司，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动能，把几亿人卷入进去，在里面经历血与火的历练或摧残折磨，是不可能被现代青年人和后来人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那么一个现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真的不知道，更不会理解。如果从“伤痕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很悲惨的历程。但是，通过文学作品解决不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还是无法理解，所以要研究和了解那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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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很厉害，讲话很具鼓动性，他把当时的中央当成对立面，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投身运动的狂热性。“文革”发展成上下结合、广泛的群众运动，高干子弟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也就是在初期，半年都不到的时间里，发挥了雷管的作用。他们所受的教育、家庭的影响、政治的敏感性，他们得到消息的灵便，这些人的革命激情，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成了最适合的历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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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背景里面，“西纠”只是很短暂的一瞬。它曾经发出了一点声音，有一点回响，但它引人注目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存在。因为它发出的，是那个大背景下一点不和谐的声音，曾经是那个大潮流中的一点反抗。另外，它实际上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反映。实际上，红卫兵也好，北大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也好，在那个大背景下，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授意的，事实上都成为中央党内斗争的工具了。“西纠”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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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们这些人有健康的东西，但很幼稚；有向上的东西，也很激进；有错误的东西，而且虔诚。我们曾经是红卫兵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当时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应该以我们个人在当时是否有真诚、健康向上的心理，有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事的出发点，就还要对红卫兵运动在评价上有所保留，对它有正面肯定。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持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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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的错误更不应该仅仅从表面现象上来否定，虽然这也是必须的。表面现象的否定就是诸如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不应该批评校党委呀？是不是对同学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有没有打过人啊？是不是到社会上参与了破“四旧”等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有更深刻的反省，看到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以他个人的思想左右了党的路线，向着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一步一步的，从反右，到反右倾，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发展过来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果已经被全国从上到下普遍抵制的时候，他依然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他对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压制，只要与他的这一套相悖，就都是反动的，都是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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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具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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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当中，既有一个主流，就是毛主席在推动的，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想法在展开。另外，也有不同人的不同角色，各人有各人的表现和表演。从个人的角度，我当时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把这些记录下来对今后人们研究“文革”或许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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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毛主席说起，我对他还是有信仰的。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产生了批判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想法，提出《论十大关系》。当中国有机会在正确的轨道上进步时，他转弯了。他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因为取得政权而结束，从国际上对苏联的论战，到国内他认为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还批评了什么八级工资制等，后来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套理论。但我们依然相信他的洞察力，认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提出中国革命怎么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从思想上还是努力想跟上他，这在当时很明确，没有动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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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指知觉得比较早。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冲着学校党委、党支部书记这个层面的人来的。绝对不是！主席的讲话已经一次次地指向党内高层，认为存在一个势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存在着一个对象，后来总结出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9月13日的《红旗》杂志提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 还有少奇同志的排名，从第二降为第八；中央常委从七常委变成11常委，这些现象都不同寻常。看到这些，还会认为这仅仅和学校的党委、党支部书记有关吗？这还仅仅是一场文化教育领域内的路线斗争吗？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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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概是“西纠”这件事的基本背景。为什么叫我们“保爹保妈派”呢？人家说，革命革到他们父母的头上，他们就转变了革命的立场，开始跟群众运动对立了。这个运动是冲着谁来了？原来说是冲着党内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后来我们很快就感觉不对了，“文革”是冲着党的骨干——整个干部队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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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毛主席采取的那些做法是必然的。他是非要搞不可，而且他非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是不是必须要用这种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呀？他完全可以在党内开会来解决呀，开中央全会嘛，说明自己的观点嘛，不行！他非要把这场运动搞成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嘛，那就一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只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群众之间的斗争，甚至大规模武斗。社会真乱了、失控了，我看这是毛主席始料未及的。这时，他才往回收，用军管才控制了局面。这时，我们还是对毛主席存有信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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