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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我虽然离开了理论界，但还是起到了一个联络、沟通和推动的作用。莫干山会议的作用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考虑到如果价格全部放开，对社会的震荡会太大。最后采纳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先把一部分价格放开。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的主张被吸纳。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这批人中间包括马凯，他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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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过一本有关的文集，里面除了朱嘉明的回忆提到了我和李湘鲁，多数人都在说自己的发明权什么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从来没有妒贤嫉能。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人都比我各有擅长，我就努力推荐。有什么好的主张，我尽量让它能够上达。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把当时比较领先的研究成果，与劲夫同志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确实起到了他要我当秘书时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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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小彬和我。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同志亲自开的，从当时号召党内学习的30本原著中挑选的。陈云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我们这些在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可以互相砥砺，梳理思想，坚定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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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干山会议于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这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第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出席者一百多人。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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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清理“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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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后的1979年曾经写了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当时杨尚昆同志很关心，我和他谈过之后，应他要求写的。这篇文章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第1107期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写的角度不是考证历史，不是着眼于具体细节，大体说了“西纠”当年成立的背景。里面有一些分析，“文革”初期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这样的一批年轻人以“西纠”的形式做了些什么事。这反映了我在1979年的那么一种认识，主要是呼吁为“西纠”公开平反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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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中谈道：“谢富治伙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北京市中学生中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动组织，逮捕了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对反击逆流中收押的反动学生处理意见》，阴谋把一批青少年按‘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分子’惩办。”这一文件，实际上已经为“西纠”等组织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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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当时中央决定整党，其中一条是要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有一天，我父亲回来跟我说，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了，会上做了重要的决定，也制定了文件。他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很兴奋。他说，“文革”初期造我们反的那些坏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清理出来，不能让他们隐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我说：你跟我说说大概的情况。他就说了会上的情况。我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就凭着感觉做这样重大的决定？他问，怎么啦？我说，按照现在的说法，清理“三种人”，矛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认为你的儿子是三种人吗？他说，荒谬！你们都是受迫害的人。我说，一点不荒谬，因为按你们的标准，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为主要对象，而且不仅是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你们这些老同志对“文革”中曾经迫害过你们的人，肯定觉得是应当处理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正常。“文革”初期，造反的群众里头确实也有些坏人，但是用“三种人”这样一种表述，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会伤及无辜，伤及到不该伤及的人。我父亲觉得我有点多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说，我相信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非常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说像你儿子这样的一批人，就可能受到冲击，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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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中央的那个文件，有一个部署，要先调查了解有哪些人在“文革”中有“三种人”问题。果不其然，很快有的部队就把人隔离了，稀里哗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弄进去。我一看这事儿大了，蒯大富、韩爱晶这样的不用说了，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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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决心向中央上书言事。由于这封信涉及的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由我个人署名好像不大合适。为此，我曾经和马凯、秦晓商量过，他们是不是可以联合签署。推敲了之后，觉得他们都不太合适。马凯那时是西城区副区长，秦晓是宋任穷的秘书，都不合适。后来我找了我们班的同学董志雄，他是大翻译家董秋斯的儿子。我说：“我要向中央反映这个政策界限不清的问题，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联名签署，不然我个人的色彩太重就不好了。”他说：“没问题，孔丹，我对你完全信任。不看都行，你拿来我签吧。”后来我就照此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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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写给陈云同志的。信的大意是：清理“三种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区别情况。我就从老红卫兵的角度，谈怎么看待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犯了左倾的错误，比如破“四旧”；但是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后来我们觉醒了，跟“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和‘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如果把初期红卫兵和后期的造反派不加区分，笼统地讲“三种人”，就会把一些好人也都列为清理对象了，这样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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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首先是陈云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做了批示，陈云的年谱里提到了这件事。陈云同志意见非常明确，他批示的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陈云将此信批转给政治局常委，并建议将此信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后来，胡耀邦同志表态：按陈云同志意见办，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把所有批语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先念还批了一句：完全同意。小平、紫阳都画了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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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央就关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又发了具体的政策性文件，总之避免了因政策界限不清一勺烩的情况。从当时的情况看，对于清理“三种人”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于哪一部分人是“三种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事关重大，就尽我所能做了这件事情，发挥了我自己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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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文革”中，我们身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健康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整个的思想倾向，是跟着左的路线走的，我们天然就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我们也是亲力亲为、主动去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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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长的动乱中间，我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我们积累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另一面我们同时都无可避免的是党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我们开始反校党委，后来又跟造反派冲突，但是都离不开对“文革”的最基本认识。应该说是到1975年，才开始走向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是到1978年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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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人在“文革”中有错误，要检讨、要总结这个错误，要去反思，但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毕竟有根本上的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一部分人，或者说为了一个群体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写了这封信，帮助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挽救了不少同志。不过，给陈云同志写信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冲击蛮大的。我写信时有一定的精神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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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云同志以及政治局常委们原则肯定了我的信的基本观点，事情也得到了转变，但也有个别领导同志提出：就算孔丹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成为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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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这种看法之后，思想上对我冲击很大。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再一次成了出头的椽子了，这件事我是付出了代价和作出了牺牲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情就很复杂、很苦涩。“文革”初期，我的思想一直比较保守，或者说是稳健，比较理性。因为这种理性在那个时候，在错误思潮统治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它的健康性，有它的人民性。我被“文革”的浪潮推到那个位置上，我必须出面保护人们不被抄家，不被殴打，不被杀害，保护人民财产不受到侵犯，保护老同志不受冲击，由此帮助了不少人，但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那个背景下，我自然而然地受到总理的关注，他要发挥我们的作用。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致使我母亲成为了一个工作渠道，以致事件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我怎么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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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做的事就把我母亲连累了，江青一点名，把我父亲也卷到这个旋涡里去了。我母亲的自杀，应该说导火索是“西纠”，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可能还不会自杀，或许还有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幸存下来。我父亲对“文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冲击是必然的，但是也不会那么早就进监狱。那时候，自杀被看作是一种叛党行为，连骨灰安放都成问题。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说：看你这个孩子在外边胡闹，把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负疚的心结。有时，我父亲也会用一种隐晦的口气说道：“唉，你妈妈要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妈妈如果能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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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家出的这些事，从心态上说，我是很纠结的，有时是在心底深处颇有悔意。今天回头看，我想当年即便没有“西纠”也会有“海纠”，没有我们这批人也还会有其他的一批人去做这件事。但是，具体到我和我的家庭，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有这个事和没有这个事，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本来我早就应当汲取教训，但我还是那种责任感使然，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了。结果，这次写信的事情让我又当了一次出头的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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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又把自己摆到了最高层政治的视野中。这一出头，中央文件上全有了，从政治局常委以下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我这个人，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很正常了。尽管有陈云同志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些人不但不属于‘三种人’，而且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不用说，我当然是在那“好的”范围中了。但有的同志的印象是，就算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进入第三梯队、成为培养对象吗？那当然也是说我的，等于我在上面又被挂了号，我实在应当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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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老同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一种倾向性，觉得过去用的人很多有问题。许多领导的秘书，在关键时刻禁不起考验而反戈一击，甚至有些人投机出卖；所以，选干部子弟当秘书，是那个时期的一个潮流，觉得至少政治上可信。所以前面说过，王震同志曾要我做秘书，耿飚同志曾要我做秘书，我给张劲夫同志做秘书前后，还有人推荐我去给万里同志做秘书。万里当时是改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父亲和我们两兄弟经常跟他一起打桥牌，万里本人和我可以说很熟。由于我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那里，凡是认识我的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后代，有能力、不张狂、可靠、踏实，所以都希望选我做秘书。但是，秘书的工作毕竟是过渡性的，于是我又面临着一次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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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应该从政，觉得我有从政的素质，从能力到品质、从本质到形象都是一个可发展可造就的人。我自己怎么判断呢？我经过“文革”的多种历练和磨难，能力、品质、意志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从“文革”开始，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过早地在政治舞台上表现，虽然很短暂，仅仅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对我一生带来的重大影响是难以摆脱的。在写出这封信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是应当远离“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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