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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71 我觉得,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我虽然离开了理论界,但还是起到了一个联络、沟通和推动的作用。莫干山会议的作用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考虑到如果价格全部放开,对社会的震荡会太大。最后采纳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先把一部分价格放开。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的主张被吸纳。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这批人中间包括马凯,他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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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73 后来我看过一本有关的文集,里面除了朱嘉明的回忆提到了我和李湘鲁,多数人都在说自己的发明权什么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从来没有妒贤嫉能。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人都比我各有擅长,我就努力推荐。有什么好的主张,我尽量让它能够上达。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把当时比较领先的研究成果,与劲夫同志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确实起到了他要我当秘书时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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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75 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小彬和我。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同志亲自开的,从当时号召党内学习的30本原著中挑选的。陈云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我们这些在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可以互相砥砺,梳理思想,坚定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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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77 (1)  莫干山会议于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这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第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出席者一百多人。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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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82 难得本色任天然 [:1706138024]
1706139483 难得本色任天然 清理“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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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85 我在“文革”后的1979年曾经写了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当时杨尚昆同志很关心,我和他谈过之后,应他要求写的。这篇文章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第1107期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写的角度不是考证历史,不是着眼于具体细节,大体说了“西纠”当年成立的背景。里面有一些分析,“文革”初期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这样的一批年轻人以“西纠”的形式做了些什么事。这反映了我在1979年的那么一种认识,主要是呼吁为“西纠”公开平反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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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87 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中谈道:“谢富治伙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北京市中学生中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动组织,逮捕了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对反击逆流中收押的反动学生处理意见》,阴谋把一批青少年按‘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分子’惩办。”这一文件,实际上已经为“西纠”等组织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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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89 1984年,当时中央决定整党,其中一条是要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有一天,我父亲回来跟我说,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了,会上做了重要的决定,也制定了文件。他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很兴奋。他说,“文革”初期造我们反的那些坏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清理出来,不能让他们隐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我说:你跟我说说大概的情况。他就说了会上的情况。我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就凭着感觉做这样重大的决定?他问,怎么啦?我说,按照现在的说法,清理“三种人”,矛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认为你的儿子是三种人吗?他说,荒谬!你们都是受迫害的人。我说,一点不荒谬,因为按你们的标准,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为主要对象,而且不仅是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你们这些老同志对“文革”中曾经迫害过你们的人,肯定觉得是应当处理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正常。“文革”初期,造反的群众里头确实也有些坏人,但是用“三种人”这样一种表述,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会伤及无辜,伤及到不该伤及的人。我父亲觉得我有点多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说,我相信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非常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说像你儿子这样的一批人,就可能受到冲击,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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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91 按当时中央的那个文件,有一个部署,要先调查了解有哪些人在“文革”中有“三种人”问题。果不其然,很快有的部队就把人隔离了,稀里哗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弄进去。我一看这事儿大了,蒯大富、韩爱晶这样的不用说了,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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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93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决心向中央上书言事。由于这封信涉及的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由我个人署名好像不大合适。为此,我曾经和马凯、秦晓商量过,他们是不是可以联合签署。推敲了之后,觉得他们都不太合适。马凯那时是西城区副区长,秦晓是宋任穷的秘书,都不合适。后来我找了我们班的同学董志雄,他是大翻译家董秋斯的儿子。我说:“我要向中央反映这个政策界限不清的问题,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联名签署,不然我个人的色彩太重就不好了。”他说:“没问题,孔丹,我对你完全信任。不看都行,你拿来我签吧。”后来我就照此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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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95 这封信是写给陈云同志的。信的大意是:清理“三种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区别情况。我就从老红卫兵的角度,谈怎么看待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犯了左倾的错误,比如破“四旧”;但是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后来我们觉醒了,跟“四人帮”进行了斗争。“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和‘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如果把初期红卫兵和后期的造反派不加区分,笼统地讲“三种人”,就会把一些好人也都列为清理对象了,这样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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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97 当时,首先是陈云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做了批示,陈云的年谱里提到了这件事。陈云同志意见非常明确,他批示的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把水搅混。陈云将此信批转给政治局常委,并建议将此信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后来,胡耀邦同志表态:按陈云同志意见办,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把所有批语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先念还批了一句:完全同意。小平、紫阳都画了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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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499 后来中央就关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又发了具体的政策性文件,总之避免了因政策界限不清一勺烩的情况。从当时的情况看,对于清理“三种人”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于哪一部分人是“三种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事关重大,就尽我所能做了这件事情,发挥了我自己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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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01 我认为,在“文革”中,我们身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健康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整个的思想倾向,是跟着左的路线走的,我们天然就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我们也是亲力亲为、主动去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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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03 在这么长的动乱中间,我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我们积累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另一面我们同时都无可避免的是党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我们开始反校党委,后来又跟造反派冲突,但是都离不开对“文革”的最基本认识。应该说是到1975年,才开始走向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是到1978年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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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05 我们这批人在“文革”中有错误,要检讨、要总结这个错误,要去反思,但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毕竟有根本上的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一部分人,或者说为了一个群体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写了这封信,帮助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挽救了不少同志。不过,给陈云同志写信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冲击蛮大的。我写信时有一定的精神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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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07 虽然陈云同志以及政治局常委们原则肯定了我的信的基本观点,事情也得到了转变,但也有个别领导同志提出:就算孔丹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成为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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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09 当听说这种看法之后,思想上对我冲击很大。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再一次成了出头的椽子了,这件事我是付出了代价和作出了牺牲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情就很复杂、很苦涩。“文革”初期,我的思想一直比较保守,或者说是稳健,比较理性。因为这种理性在那个时候,在错误思潮统治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它的健康性,有它的人民性。我被“文革”的浪潮推到那个位置上,我必须出面保护人们不被抄家,不被殴打,不被杀害,保护人民财产不受到侵犯,保护老同志不受冲击,由此帮助了不少人,但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那个背景下,我自然而然地受到总理的关注,他要发挥我们的作用。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致使我母亲成为了一个工作渠道,以致事件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我怎么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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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11 这样,我做的事就把我母亲连累了,江青一点名,把我父亲也卷到这个旋涡里去了。我母亲的自杀,应该说导火索是“西纠”,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可能还不会自杀,或许还有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幸存下来。我父亲对“文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冲击是必然的,但是也不会那么早就进监狱。那时候,自杀被看作是一种叛党行为,连骨灰安放都成问题。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说:看你这个孩子在外边胡闹,把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负疚的心结。有时,我父亲也会用一种隐晦的口气说道:“唉,你妈妈要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妈妈如果能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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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13 对我家出的这些事,从心态上说,我是很纠结的,有时是在心底深处颇有悔意。今天回头看,我想当年即便没有“西纠”也会有“海纠”,没有我们这批人也还会有其他的一批人去做这件事。但是,具体到我和我的家庭,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有这个事和没有这个事,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本来我早就应当汲取教训,但我还是那种责任感使然,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了。结果,这次写信的事情让我又当了一次出头的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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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15 我这次又把自己摆到了最高层政治的视野中。这一出头,中央文件上全有了,从政治局常委以下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我这个人,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很正常了。尽管有陈云同志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些人不但不属于‘三种人’,而且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不用说,我当然是在那“好的”范围中了。但有的同志的印象是,就算这些人不是“三种人”,难道还能进入第三梯队、成为培养对象吗?那当然也是说我的,等于我在上面又被挂了号,我实在应当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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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17 “文革”后,老同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一种倾向性,觉得过去用的人很多有问题。许多领导的秘书,在关键时刻禁不起考验而反戈一击,甚至有些人投机出卖;所以,选干部子弟当秘书,是那个时期的一个潮流,觉得至少政治上可信。所以前面说过,王震同志曾要我做秘书,耿飚同志曾要我做秘书,我给张劲夫同志做秘书前后,还有人推荐我去给万里同志做秘书。万里当时是改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父亲和我们两兄弟经常跟他一起打桥牌,万里本人和我可以说很熟。由于我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那里,凡是认识我的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后代,有能力、不张狂、可靠、踏实,所以都希望选我做秘书。但是,秘书的工作毕竟是过渡性的,于是我又面临着一次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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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39519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应该从政,觉得我有从政的素质,从能力到品质、从本质到形象都是一个可发展可造就的人。我自己怎么判断呢?我经过“文革”的多种历练和磨难,能力、品质、意志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从“文革”开始,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过早地在政治舞台上表现,虽然很短暂,仅仅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对我一生带来的重大影响是难以摆脱的。在写出这封信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是应当远离“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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