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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蔚然说：“保守治疗要六七天。”我说：“我能忍。”这样就给我插了胃管，每天抽胃液，黄绿色的，每天还输液。我比较能扛，在农村没医没药都过来了。这样，我就熬了六七天，穿孔居然就弥合了。保守疗法解决问题了，我至今也没开过刀，传统说法叫身体没漏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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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据说全国有三百多人报考，第一名叫沈水根，我考了第二名。后来又有面试，一道道过了关，吴敬琏最后就收了我们两个做他的硕士研究生。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次我很悬，因为政治课我才考了61分，差点没及格。政治竟然只考了61分，我自己都不相信。说老实话，我这人比较自负，心想：政治课还要准备嘛？都在脑子里边搁着呢。所以就没怎么下功夫，而考卷上很多当时的语言、时事什么的，还真没答对，因为脑子里都没有。就差两分，要是59分就取消资格了。要是因为政治不及格没考上，那可就给中宣部丢人了。当时，我自我感觉最不好的是英语，翻译部分有点难度，我本以为分数能高点，实际考了八十多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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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是温济泽，搞新闻出身。研究生院实际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四个人一屋。吴老师正好住在师范大学里面，往来非常方便，我们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我考上硕士研究生这件事，就刺激了我周边的这些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硕士研究生，马凯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兵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四中这些同学之间就是这种效应，你努力我也努力，你成功我也要成功，互相激励，各自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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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家又出了事。1978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陈模那年才45岁，因为心肌梗塞就在我们家里突然去世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刚刚改善，与伍修权共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我父亲住在前楼，我哥哥一家住后楼。当时，他就在家里犯病了，我来来回回跑，也没能抢救过来。我哥哥原来是搞核潜艇的，“文革”前是个海军上尉。他原来就有高血压，“文革”时期挨斗，站在椅子上被人一踢，摔下来，他被整得很惨，落下了病根。他走了，全家都很伤心。我父亲是老年丧子；那年我嫂子40岁，是中年丧夫；一个儿子十岁，一个女儿八岁，是幼年丧父。在感慨中，我父亲对我说：“‘文革’中李井泉家死了好几个人，我们家只死了两个人。跟他们比，我们家也还算过得去……”我父亲他老人家怎么会这么想问题？怎么会用这种话来宽慰自己？听起来，简直是伤心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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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就想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当年跟我一起关在监狱里的情境。他圆圆的脸，很和气的一个人。后来，他先被释放出去了。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给我弟弟带个话儿……”他说：“你放心，我出去就给你弟弟带话儿，也希望你早点出来。”他举手向我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很快得知，他一出去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打死了，与我顿隔生死两重天。他母亲叫肖里，与我母亲一样，也是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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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自从插队以后，我距离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相当远，没有机会实际参与，也看不到那些内幕。现在看一些回忆录、文章讲到党内的斗争，里面很多事情是没听说过的。那时，过段时间知道林彪完蛋了，再过一段，又是批周公、批邓了，以及主席又有什么新指示发表了。但是，从到中央宣传口工作后，我就又贴近了政治生活。此后因为去读书，又中断了。但我这个读书是在北京，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所以离中央当时的思想斗争还是很贴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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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我父亲要准备发言，对我说：“儿子，你帮我搞个发言提纲。”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这遇到很多阻力，遇到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的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互相的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小平同志号召和推动的解放思想。我父亲是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七大他是大后方代表团的副团长，叶剑英是团长。八大他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九大、十大他都关在监狱里受审查，后来又是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做一个有分量的发言是他应尽的责任，也会有一定呼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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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四人帮”的迫害，我父亲他们深受其害，对“文革”中极“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那一套，深恶痛绝。而且我们这个家庭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深切伤害，我们也从中切身地进行了反思。因为越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越是严肃的而不是应景的去“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就是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就越是痛感对其深刻批判的重要性。“文革”后，我父亲也在不断反思，我看到，他们那一代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从我们父子间的思想互动来看，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的，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这一边。所以，我帮他搞这个发言提纲是有交流、有基础的。我给他写了个大概八千字的提纲。会后，陈丕显见到我问：“你爸爸的发言是不是你给他写的稿子？”我说：“我帮他记录了一下。”他说：“我看不像是你爸爸自己写的，很系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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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硕士研究生过程中，也间接地经历了中国这次思想解放的转折和飞跃。我是学经济学的，那时西方经济学还是作为学术的参考，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去沟通，改革这个概念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脑海。这个大转折是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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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吴老师的开门弟子，他对我一直很器重。我觉得他的两个学生中，他对我更偏爱一点。当时选专题、选研究方向，是吴老师帮我决定的。他说，我现在了解，国外有一种研究方法叫比较研究；你有英语基础，你朝这个方向去做点努力。我欣然接受。现在中信出版社有个杂志叫《比较》，就是做比较经济制度、比较经济发展研究的。我做的课题就是比较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当时中国还没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我查阅了很多英文的文献，有几十本吧。其中包括东欧的改革派学者的一些著作，如捷克改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等。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比较经济制度的初创人中，我也该算一个，同时期的还有赵人伟和荣敬本。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我的论文题目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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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论文里面，着重谈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所谓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当时还有些很新颖的观点，已经准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经济研究》算是国内一个很有分量的学术期刊，编辑让我把六万字的论文压缩成一万多字。正准备刊登的时候，党内高层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定性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经济研究》觉得我的论文偏市场化，和中央的倾向性不太吻合，就压住了没有发表。如果当时我发表了这篇东西，有可能就会顺着理论研究的方向发展下去了，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机会还有，但是时机不对，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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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本色任天然 为劲夫同志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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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月工资从38块钱一下子变成62块钱了，涨了四级，感觉特别好。吴敬琏老师希望我再出国深造一下。当时正好有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的访问学者，给8000美元的生活费。为此我就开始进行强化英语的学习。我们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时的英语强化班设在那里。我很荣幸，那一批访问学者中，包括董辅礽、吴敬琏、刘国光等，也去强化英语了，都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不管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有何差别，但都是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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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来了。1982年，张劲夫同志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原来的五个部委的基础上，组建大经委，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张劲夫同志“文革”后期曾在财政部任部长。那时，我去看过他，有时也陪他聊聊天。他对年轻人的思想观点很关注，我给他印象可能比较深。这时调他组建大经委，他就说：“我这次到经委工作责任很大，除了原来的老秘书以外，我想找一个像孔丹这样的人。这个人有思想，他跟很多年轻人有来往，能帮助我和他们沟通。”所以组织上就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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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很为难、困惑。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摘掉了中学生的帽子，而且我已经认定要在经济理论领域走下去了，也自信会有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出来，所以我非常犹豫。后来，劲夫同志把我叫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你要知道，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个机会是很好的，因为接触实际呀。你们搞理论研究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在我这里你可以接触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人嘛。你还可以帮我跟那些年轻人、有思想的人沟通，比光去读书好，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回来又和吴老师商量。我记得吴老师说，你去经委搞一搞也好，你的研究方向就是社会经济改革嘛，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接触实践，你可以直接对它的运行进行了解，以后有机会再回到理论战线上来，那时你会有更多的体会。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我就做了选择，接受了秘书的工作。看来我这辈子做秘书也是命中注定，先是王震那里，接着是耿飚那里要我去，我都没去成。这次终归还是到劲夫同志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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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可能有好多次，往往都是纵向发展。选择一次向这个方向走一段；再选择一次会向那个方向走一段。但是，除非中间横生枝节，出现交叉，否则再走回到原来那个主干的机会很少。在这点上，我对秦晓刻苦的学习精神还是很佩服的。虽然我对他现在的一些理念和观点并不认同，而且有些是很对立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掌管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同时，又去读剑桥大学。在不脱产的情况下，两次党代会之间的五年，他把剑桥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拿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等于又回到理论战线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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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就顺着这条路走下来了。在劲夫同志那里，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就是1982年6月到1984年的9月，两年多的时间。在那里，我对经济工作的接触也是多方位的，确实是有大量的信息、会议、考察。这个期间我接触过几乎各条经济战线，到过在山沟里部署的二汽，坐直升机看过东北的森林工业。还看过许许多多其他的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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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时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不少人至今仍在怀念那个时期。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我们时有聚会，对中国经济有过多方面的探讨。那时期，中央对市场化改革的问题，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的。在价格改革方面，闯关成为当时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的印象是，陈云同志更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市场是要在计划的笼子里面运行，对价格改革比较慎重。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赵紫阳，也是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劲夫是副组长。通过我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劲夫同志来说，是我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1) 1984年夏天，我和在赵紫阳那里做秘书的四中同学李湘鲁跟着劲夫，一路到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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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劲夫同志汇报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的一些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去听听有什么有价值的、有利于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思想和意见。劲夫同志说，好，好。我说，那我就拉着李湘鲁一块儿去，他是赵总理身边的，我是你这边的。因为有关物价改革的事是你对赵总理负责的嘛。劲夫同志同意后，我们就上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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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谘、张钢、黄江南等人。我当时感觉陈一谘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我对他印象不太好。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待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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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平心而论，我没有很深地介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探讨。我觉得是否有实际价值，劲夫同志他们会去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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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交给劲夫同志以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有参加。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都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物价总局的成致平局长一直都在调研这个问题，对很多问题进行梳理，物价改革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怎么个走法？当时对各种思路都在探讨，权衡利弊。我印象中，劲夫同志对物价改革还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在党内，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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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整理出来以后，劲夫同志批示大体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些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送请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对此也批了一段话。我今天没有找到这个批件，现在人们引用这段话时，都说是国务院领导同志讲的。其实就是赵紫阳总理和劲夫同志，他们对于物价改革加以肯定，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推动改革的重要意见。其实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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