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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一共设了七个办事处，但都不是独立的子公司，都是办事处。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揽存，形成了巨大的负债。高息揽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币年息22％～24％，美元年息12％。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钱又投向各个省区，投到各种项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账借给了别人，投出去的这些钱，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但他怎么形成账面盈利呢？他是这么记账的：他把总部投出去的资金和办事处之间设一个利息差，把这个利息差记作为本部的收益，这实际上是虚假的收益。所以我摸了情况后发现，出大事儿了！接手不到一个月，我就向邱晴报告了。我说，一年损失我给你算个粗账，按那么高的利息，100亿元人民币，一年就亏损22个亿～24个亿；美元按12％利息算，我记得有六七亿美元资金吧，一年利息约八千万美元，相当于五亿多人民币。这两个加起来得损失多少？少说一年亏损25亿至3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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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晴说：“孔丹，你别吓我呀！”我说：“邱晴同志，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得给你讲老实话。”后来，她就把唐庚尧、刘纪元、李树存三老找来，我一个人给他们汇报。我把材料和基本的数据往桌子上一放，一一分析。我记得唐庚尧当时脸就白了，他说：“孔丹，你可得负责任啊！这个事儿可别弄错了啊！”我说：“我以党性来担保。你们看他会计准则的使用是有严重问题的。”唐庚尧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了。”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不仅是光大信托完了，它会把我们光大集团拉到深渊里去，因为它是个危险的‘活老虎’，每年都会吞噬我们几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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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90年代中期，劲夫同志已经退了，国务院是李岚清副总理负责对外经贸这部分业务，分管中信和光大两个机构。邱晴说：“你和我一起去给李岚清同志汇报一次，你来讲，你能讲清楚。”在李岚清同志的办公室，我就向岚清同志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他听完之后说：“邱晴同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于是，他给镕基同志打电话。当时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的行长，李鹏同志是总理。岚清同志当时在电话里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镕基那人肩膀硬，他说：“好，我来处理。”从这个事件开始，中信和光大就都转到镕基管辖的范围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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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基就让人民银行的戴相龙、陈元他们来了解情况。那时我成天就是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我汇报了十几分钟以后，戴相龙同志带着苏北口音说：“孔丹，这是做假账唉，这怎么得了唉！”我说：“我知道这是做假账，得了不得了，这事已经出了，怎么办哪？”我还跟陈元汇报。当时央行三个司的司长：一个是现在中行的董事长肖钢，一个是现在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一个是现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他们三个当时都是司长，一齐到光大来，再听我汇报。这件事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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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不久，英国老牌的巴林国际银行有个叫里森的，他做外汇期指交易，给巴林银行损失了大约五亿英镑。他的手法就是做假账，输了钱，在账上看不出来。总部派人来检查，他说他在花旗银行有多少钱，在巴黎银行有多少钱。然后，他就带检查人员去玩儿，糊弄，把检查混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兜不住了，五亿英镑亏损就把老字号的巴林银行搞垮了。后来，他在新加坡坐了监狱，居然还写了本书：《我是怎样搞垮巴林银行的》。王亚克其实也可以写一本《我是怎样几乎搞垮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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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邱晴这位老同志很尊重，她做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她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要给镕基同志写报告。”这个报告从头到尾是由我起草，邱晴修改的。在报告的结尾，她自己加上最后一句话：“我难辞其咎，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要能够挽救光大。”我说：“邱晴同志，这句话要写上吗？”她说：“我得表态，我来承担责任。”当时镕基同志果断处置，让罗干秘书长过问这件事，调整光大的班子。罗干同志来谈话，邱晴因此就被免职了，但是没有追究责任。1996年调整班子，任命央行副行长朱小华为光大董事长，任命我做光大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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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华刚到任，镕基接见我们。我就在光大大厦等朱小华的车，准备一起走。我的司机看朱小华的车还没过去，就继续等。等着等着，我觉得不对劲了，三点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说：“赶紧走！”紧赶慢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九个座位只有一个空的在等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个大洋相。开会之始，罗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着说：“孔丹，你这个总经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持朱小华，帮助朱小华。你们要承担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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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我们就抓紧制定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不知写了有多少稿。有了初步方案后，我和朱小华坐着火车硬座就奔了北戴河，等着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我们是背着一捆材料去的，都是我准备的。开会之前，先到了镕基那里，他听了一阵我的汇报，就说：“孔丹，你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负责任。”他说：“如果这次的损失低于25亿，那就是谎报军情，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说：“镕基同志，损失只会比25亿多，不会比25亿少。”后来审计署派人来专门核查，经查实一年就损失了人民币25亿至30亿元，而且会延续下去。镕基同志动怒了：这个人要抓起来！当场去给李鹏总理通了电话。所以，北京那边马上就抓了王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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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光大问题，我们汇报解决方案，会议由李鹏主持，镕基在一边不断插话。我们的方案经过反复测算。首先，方案主要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股东。我们这个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大家的了。我记得当时把那几个副总理急得呀。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哪！”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其次，除了大部分债转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我说：“各位副总理，按国务院指示精神，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但是我们得有钱才行啊，你们得给我们拨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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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时候我常用的词就是：坐困愁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以为继。最后确定的方案，除了少数还钱以外，基本都债转股。这是和陈元及央行几位司长一起研究的方案，最后在北戴河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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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会议以后，小华说：“这些情况我不太熟悉，将来具体处置的会议就由你去开吧。”我说：“镕基同志说让我好好帮助你，你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陈元同志在人民银行主持债权人会议，是由我去参会的。陈元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来处理光大信托的问题。先请孔丹同志来讲一下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于是，我就开始照本宣科地报告方案内容。其中欠了中石油三亿美元，是啊，三亿美元呀！这在1996年是个很大的数目，当年他们把闲钱投到我们这儿生息来了。中石油的财务总监老贡后来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也打。我接电话只能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没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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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当初光大信托真正完成了债转股，这也是我的主意，就相当于止损了。因为所有的债都不用再支付利息了，也就是把140亿的债务变成了原来债权人的140亿股权。实际上，我们光大信托的资产也没有二三十个亿啊。我们测算过，如果光大信托清盘也就每股一两毛钱。后来，方案中的债转股部分出现问题，遭到强烈抵制，又要翻过来再支付，而且变成要记利息，这样累计下来，整个光大信托给光大集团带来的损失就是约一百四十亿资产全额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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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方案后来就做了妥协，还是偿债，只是延期执行。怎么办哪，先筹集资金。朱小华毕竟在人民银行待过。他找了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吃饭，向大家伸手求援。每家借给光大一部分资金，人民银行再贷款20个亿。就这样在各大行的支持下，光大融了近百亿人民币的资金，当时这是巨额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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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光大首先是要应对支付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是投资失误带来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危机，这个危机比支付性危机还要严重得多。怎么解决呢？支付性危机可以用现金流来解决，但是经营状况危机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赚钱把它补上；填上这个亏空只能靠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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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朱小华因为他过去的职务，有很好的条件，与部委办的联络，与各省的关系也比较熟，影响力也在。镕基同志让他做光大董事长，他也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朱小华活动能力很强，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光大拿了1.5％的股份，中信当时也只拿到0.5％，说明大家都很给他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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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较激进，比较急于扩张。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香港的报纸称为“金手指”——golden finger。因为光大有很大的资金量，可以搞各种投资。而且光大买哪个资产，那个资产就涨价；买哪只股票，那只股票就升值。所以都说朱小华是“金手指”，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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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这些并不很乐观，我一直在讲我的看法。有一次开会，他讲了很多光大发展中各方面投资的好消息，感到很振奋。可我吹了个冷风。我说：“我觉得要尽快把已经升值的东西套现，要尽快地实现利润。不要停留在账面上，要让现金回到光大集团。”我提了“三个一点”：战线要收缩一点，不要拉得太长，不要什么都投；兵力要集中一点，做事情不能太分散，要集中在几个地方；多少要储备一点，因为对经济走势看不清楚。这跟他的调子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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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在香港有三个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光大科技、光大金融。我的具体建议是把其中一个趁行情好注入到另一个，现金就会回到集团，就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大动作，把一部分光大银行的股权注入到了光大金融里去，使其股价高涨，一天之内，股价从五六块钱涨到十五六块。我说这是一个机会，你把它适当减持，我叫“一菜两吃”，既能实现光大银行的股份化，又能把光大银行的股权在一定情况下变现了，原来股价只有五六块钱，现在涨到十五六块钱了，那能套现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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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股价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把这叫过山车效应。有那么几天非常好，你如果抓住了利用好的话，就是套现，就能获利。结果呢，朱小华都没有做，失去了这个机会。朱小华也非常懊悔。我说：“你要做了，你那手指就真的成金手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朱小华时期光大的投资也都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单从一个实业的角度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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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小华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我觉得光大从经营的角度错失了良机。相反的一个例子是，1996年荣智健和其他高管买了中信泰富约20％的股份，中信套现大约一百亿。那是金融危机前，套现100亿，是不得了的事儿，盈利可能是五六十个亿。光大就丢失了这么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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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在香港的财务签字运作机制，是分A、B组。A组是朱小华加上几个人，B组是我加几个人。朱小华很聪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节制权力运用的能力。后来抬轿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点乱了方寸了。各种朋友簇拥，有些资金的动用，他就回避我，绕过我，虽然我是总经理，也不跟我打招呼。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朱小华也是多心了，你绕过我干什么啊？我最多也就是过问一下借钱的人有没有偿还能力而已。看来，我这个人比较方正，一般邪的歪的不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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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光大的纪检组长臧秋涛，对朱小华和商场上的一些人来往有意见，就上书反映。臧总这个人很正直，他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对江总书记上书具名实告。此事交办下来之后，中纪委也找我核对了一些情况。核查人员说，奇怪啊，光大账上差不多有两亿美元的资金调动，你作为总经理怎么能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核对的情况，我也没听说过。后来检察院又来找我核对，说：“你这个总经理，怎么能没有参与呢？”我就给他解释了香港公司运作中的A、B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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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之前，中组部也找我谈过话，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小华的意见和看法。我说，这些意见都可以放到桌面上的，我也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向他本人表达过；我希望你们用干部，也要教育干部；我不过是他的一个总经理，你们是代表组织的，你们该谈话就谈话，该教育就教育，也可以告诉他孔丹同志对他的意见。1999年夏秋之际，朱小华被“双规”；人行副行长刘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长，我继续作为总经理配合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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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出这些问题，里面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缺少很明确的行业战略，也没有国家资本金的有力支持，让它自发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如果是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自生自灭也是正常现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它也受到了垄断性的企业的压力，受到竞争的压力。光大发展中的曲曲折折，我至今没有看到一本完整的东西来加以总结。描述中信的历史现在有本书，叫做《艰难的辉煌》，在香港还出了另一个版本，叫《中信三十年》；但系统写光大历史的，我至今还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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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城市为沿海开放城市。——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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