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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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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三十度，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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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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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隐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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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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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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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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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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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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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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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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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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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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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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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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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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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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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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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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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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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陈云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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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上海财税系统的老职员提起顾准仍充满敬意：“顾准局长来事（能干）！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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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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