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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更是不可一世，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指挥姿态，对比自己年长的竺可桢呼来喝去，还在众目睽睽下训斥、责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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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涵养好，又自觉是个党外知识分子，哪敢同苏联老大哥派来的“钦差”顶撞，一直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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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看不下去了——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世界闻名，上下推重，不能听任苏方肆意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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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行程中，顾准不卑不亢地维护着竺可桢的尊严，并屡次提醒涅姆钦诺夫：你只是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而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应该尊卑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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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气得暴跳如雷，并因此怀恨在心，指责顾准破坏了中苏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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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途中，顾准得到不少意外收获。首先，由于中苏汇率定得极不合理，以致中方对苏贸易吃亏极大；其次，当年抗美援朝，苏方所谓对中的“援助军火”，其实都是以五折购买的；最后，在苏联境内的工厂里发现了大批镶有日文铭牌的机床，证实了苏军驻扎东北时大量拆迁日据时期工业设备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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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双方对巨坝的选址也产生了重大分歧。竺可桢的意见是，坝址应本着双赢原则，选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太平沟一带，而涅姆钦诺夫则认为应选在上游靠近海兰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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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私下告诉顾准：太平沟两岸地域辽阔，双方可开发的土地都多；而海兰泡附近，中方很难建成庞大的工业基地，水利电力资源都无法充分利用。兹事体大，他希望得到党内高层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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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闻言，及时向聂荣臻通报了情况，在得到聂帅的支持后，以针锋相对的姿态，分毫必争地同苏方展开拉锯式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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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不可遏的涅姆钦诺夫和受他影响的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激烈斥责顾准“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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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一顶帽子都扣上了，顾准索性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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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阿左狂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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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风向急转。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民建副主席章乃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等著名人士都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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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感受不到首都的严峻形势，更不知前方已是万丈深渊，还在口无遮拦地发表各种“右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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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都被陈剑飞暗自记录在案，发往北京，又在中科院内部那些党性很强的“革命群众”间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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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被指为资本主义“复辟”抬轿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此番，插翅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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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回京后，揭批顾准和一帮“反党右派”的大会便在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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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千多名不明真相、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顾准步履稳健，相当平静。他紧抿着嘴唇，带着几许嘲讽，以睥睨的目光扫视全场，以大无畏的姿态面对这出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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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柯庆施（1902—1965）主政的上海市委落井下石地转来顾准在上海期间的“罪状”，最劲爆的当属那句“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众口铄金之下，又被演绎成了“顾准想取周总理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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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会由张劲夫主持。他非常难过，极力维护，不断向批斗大军摆手道：“这一点顾准已经说过，并无其事，并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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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群情汹涌下，顾准虽没有戴上更严重的“篡党夺权”的帽子，还是因黑龙江坝址选择的问题上严重“反苏”被打为中科院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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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获知后，心情异常沉重——顾准是替他受过。高层为了保他这个国宝，不惜抛弃了顾准。心如刀绞的他想施出援手，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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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林里夫、钱伟长、费孝通以及竺可桢的儿子竺希文相继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顾准被批斗后，也不能再去综考会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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