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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再当一次“右派”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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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顾准到上海出差，调研国企的会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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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回乡，趁机拜访了暌违多年的潘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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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潘宅途中，顾准钻进一间书店，竟发现有揭批“右派”潘序伦“反党罪行”的小册子在出售，便好奇地驻足翻阅，结果笑了个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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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编书人把潘序伦曾让他这个地下党代写专著的事也作为重要的罪证罗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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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顾准已从当年活蹦乱跳的小伙计变成了阅尽沧桑的中年人，潘序伦更是白发苍苍，廉颇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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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别时，顾准希望潘序伦送他几本会计学方面的书，早已看破红尘的潘指着家中汗牛充栋的藏书道：“我现在根本用不着书，你喜欢哪本就尽管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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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选了二十多本，提着满满一兜，在潘序伦的相送下走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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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一别，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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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公事，顾准又去探望了打小便和自己最亲的大姐陈秉珍。在聊到极“左”路线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尤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顾准激动地喊道：“老和尚（毛泽东）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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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珍惊惧交加，连番软言相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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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之际，大姐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帮忙照顾她在清华大学念水利的儿子宋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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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欣然应允，却没料到同外甥的联系日后竟酿成弥天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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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北京经济学会召开研讨会。在会计组的讨论中，顾准把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如此一来，会计制度的改革，就必须紧紧围绕为企业利润服务这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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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终于得到了理论上的有力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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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的云谲波诡永远超出顾准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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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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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他“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并重提“三面红旗”，号召国人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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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作为全国经济的舆论风向标，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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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是孙冶方和刘少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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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很早便相熟，1941年，刘少奇的著名文章《答宋亮》就是对孙冶方（宋亮）来信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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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持经济所后，刘少奇一直表示极大的关注，经常约他到自己家谈话，以至于《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1904—1984）阴阳怪气地对人说：“经济所？那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理论阵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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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上了黑名单的孙冶方多次被康生邀去“座谈”，他明知这是阴谋，却不顾好心人的劝告，坚持参加，并说：“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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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中科院的扩大会议上，一个年轻学者劝孙冶方：“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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