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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淡淡道：“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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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生而言，一直为孙冶方献计献策的顾准更是老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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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整风中犯了众怒的康生被毛泽东下放到山东省渤海区，负责接待的便是区委副书记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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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奢侈的康生养了条大狗，天天逗狗玩，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喂鲜肉给汪星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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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看不惯，便在机关议论了一通康生的生活方式。谁知非议传到了睚眦必报的康生耳中，从此在他心头埋下了深深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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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时，顾准的右派帽子就是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自圈定的，一边圈一边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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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孙冶方只好象征性地把顾准独用的办公室暂时取消，让他和另一个研究员共用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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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对此全不在意，依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紧密配合战友，为财经改革方案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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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冶方为了便于顾准写作和休息，又给他在附近的经济所单身宿舍解决了一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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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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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形势，在一次政经组的内部讨论会上，顾准慷慨悲壮地表态：“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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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风刀霜剑，还是恶语相加，顾准和孙冶方总是无私无畏地联手走在经济改革的最前沿。每当顾准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便第一时间提供给自己的老友参考。孙冶方则在欣赏之余，立刻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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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会计原理》第一卷杀青。顾准在这本新著中对苏联忽视企业利润的会计体制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重新阐述了会计学的真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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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原计划写七本，提纲都拟好了，结果天不假年，只完成了一本。1984年，当《会计原理》残篇以三万册的首印出版时，91岁高龄的潘序伦强撑病体，用颤抖的笔撰写了生命中最后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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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郑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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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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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家人“偿债”，改善汪璧和孩子们的生活，顾准又接了译书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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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辛苦翻译的外国文献中，最具价值的当属熊彼得（1883—1950，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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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40年代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名著第一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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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得认为，过去界定民主与否，都看是不是依据“人民的意志”来达到某种看上去“公益”的目的。他推翻了这种研究民主的狭隘着眼点，指出：“民主是为做出政治决定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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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得最大的贡献是分清了“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以及程序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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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敏锐地觉察到，只有读懂了熊彼得，中国才有可能从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中走出；才不会假自由之名，去干剥夺他人自由之事；才不会接二连三地涌现李自成、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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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听闻译著杀青，非常高兴，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动该书的出版。本来商务印书馆已经答应承印，却因紧张的政治形势而搁浅，直到1979年才践诺，将这部珍藏了15年，纸页已经发黄的译稿一字不动地出版，以告慰顾准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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