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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的云谲波诡永远超出顾准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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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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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他“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并重提“三面红旗”，号召国人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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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作为全国经济的舆论风向标，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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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是孙冶方和刘少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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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很早便相熟，1941年，刘少奇的著名文章《答宋亮》就是对孙冶方（宋亮）来信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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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持经济所后，刘少奇一直表示极大的关注，经常约他到自己家谈话，以至于《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1904—1984）阴阳怪气地对人说：“经济所？那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理论阵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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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上了黑名单的孙冶方多次被康生邀去“座谈”，他明知这是阴谋，却不顾好心人的劝告，坚持参加，并说：“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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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中科院的扩大会议上，一个年轻学者劝孙冶方：“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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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淡淡道：“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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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生而言，一直为孙冶方献计献策的顾准更是老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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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整风中犯了众怒的康生被毛泽东下放到山东省渤海区，负责接待的便是区委副书记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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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奢侈的康生养了条大狗，天天逗狗玩，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喂鲜肉给汪星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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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看不惯，便在机关议论了一通康生的生活方式。谁知非议传到了睚眦必报的康生耳中，从此在他心头埋下了深深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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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时，顾准的右派帽子就是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自圈定的，一边圈一边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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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孙冶方只好象征性地把顾准独用的办公室暂时取消，让他和另一个研究员共用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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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对此全不在意，依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紧密配合战友，为财经改革方案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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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冶方为了便于顾准写作和休息，又给他在附近的经济所单身宿舍解决了一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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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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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形势，在一次政经组的内部讨论会上，顾准慷慨悲壮地表态：“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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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风刀霜剑，还是恶语相加，顾准和孙冶方总是无私无畏地联手走在经济改革的最前沿。每当顾准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便第一时间提供给自己的老友参考。孙冶方则在欣赏之余，立刻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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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会计原理》第一卷杀青。顾准在这本新著中对苏联忽视企业利润的会计体制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重新阐述了会计学的真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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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原计划写七本，提纲都拟好了，结果天不假年，只完成了一本。1984年，当《会计原理》残篇以三万册的首印出版时，91岁高龄的潘序伦强撑病体，用颤抖的笔撰写了生命中最后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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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郑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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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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