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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胤禵率领清军入藏后，为抑制蒙古人在藏区的势力，清廷不再恢复顾实汗子孙在西藏的主宰地位，而改以藏人治藏，这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特别是其当时的最高领袖、亲王罗卜藏丹津的不满。另外，这次战争过后，清廷以和硕特部引导清军入藏有功为名，加封罗卜藏丹津的侄子、亲清派的贵族察罕丹津为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平起平坐，大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这让原本独霸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更为恼怒，产生了联合准噶尔部、反叛割据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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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卜藏丹津的这一动向，经营蒙藏地区多年的年羹尧早有察觉，并随时向北京递送消息。因此，对于青藏地区近期仍然难免一战的局面，雍正帝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一旦开战，他当然不能将争储落败的十四弟放虎归山，再派回西北领兵。那么，由谁来主持西北局面，才能确保自己即位之后首战告捷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年羹尧最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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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当时有两个人可以作为继任大将军的后备人选，年羹尧只能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安将军、贝子延信。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一系的宗室子弟，可巧，其兄延寿，正是年羹尧的前任门主。延信是康熙末年的一员骁将，康熙五十八年，他作为北路军主将，率军从青海入藏。北路军不但行军路线上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且遇到准噶尔部主力军的激烈抵抗，历经百般艰辛，终于进入拉萨，与从云南、四川入藏的岳钟琪等部会师。为此，康熙皇帝盛赞延信“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为辅国公；雍正即位以后，又晋封贝子。相对于延信的亲蹈险境、身先士卒，年羹尧在入藏战争中，更多时间是处在二线位置，负责调动军需、辅佐胤禵。所以论及战功，延信当在年羹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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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朝初年，凡重要战争，一向有以皇子、宗室王公领兵的传统，就算宗室中没有大将之才，也多由宗室挂名主帅，起监督作用。雍正将胤禵召回北京奔丧的同时，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将抚远大将军印交给身为宗室的延信护理，而以年羹尧协理。所以，一旦青海有变，无论从身份还是经验、能力的角度考虑，延信均堪胜任。相反，让年羹尧这个文官出身的汉军旗人做些辅助工作、搞搞军需后勤，还算可行，真让他领大将军印、独立统率八旗劲旅和蒙藏各部，这是宗室贵胄、满蒙大臣们很难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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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雍正帝心里很是明白，但是这个大将军的位置，他并不愿意交给延信。他后来解释说是由于“延信办理一二事不当，且延信为人敦厚迟钝，心意难周，恐误事机，故令年羹尧掌大将军印”。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是，延信与胤禩、胤禵等人的关系不错，与胤禛本人则毫无关系。其实也不仅是延信，整个宗室集团，都是如此。那么与延信相比，年羹尧毕竟是贵妃之兄，还是要更可信任一些的。于是，他极力提高年羹尧及其家族的地位，给人形成一种“就算他不是宗室、也不是正牌外戚（皇后的亲族才能算是真正的外戚，可以推恩封为公爵），但已经享受了和外戚相当的待遇，决不会因为是‘汉’军旗，而背叛朝廷”的印象。与此同时，雍正帝将延信晋封贝勒，以安稳其心，使其与“抢”了大将军位子的年羹尧能够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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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雍正元年五月，青海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雍正帝明确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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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台吉，兄弟不睦，倘边境有事，大将军延信驻扎甘州，相隔遥远，朕特将一切事务，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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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虽然此时大将军印还在延信手中，但实际的兵权已经被雍正帝转移给了年羹尧。另外，年羹尧本职是川陕总督，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三省境内文武官员听其调遣，原在情理之中。而在这道上谕内，雍正帝又命包括云贵总督在内的云南文武官员也听命于年羹尧，这无异于将从西北到西南的半壁江山都临时交付与他。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与年羹尧本来地位相当，且亦是纳兰性德女婿，与年羹尧有连襟之亲，而年羹尧受命办理四省军务之后，对高其倬颐指气使，行文直呼其名，待若下属，这也成了他后来的一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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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内，雍正帝又以延信驻扎甘州、指挥不便为名，免去了他西安将军的职务，改命年羹尧继配夫人的叔叔，毫无军事经验的宗室普照署理西安将军，等于将西安八旗驻防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年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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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八月，立意反清的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会盟，强制众人放弃清朝封授的爵号，恢复旧日称号，并引兵攻击那些不肯参加会盟的王公。雍正帝得到报告后，一边命年羹尧等人派兵接应被罗卜藏丹津袭击的亲清派王公，一边命令在西宁的侍郎常寿赴罗卜藏丹津军中宣谕，令其罢兵。而罗卜藏丹津叛心已定，不容分说，就将常寿拘禁起来，然后率兵急攻西宁及其周边地区。十月，雍正帝正式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赴西宁救援，与罗卜藏丹津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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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年羹尧总揽四省军务，成为清代历史上第四位汉军旗的“大将军”，而前面三位：孔有德、吴三桂、尚之信，都是清初的藩王。至于下场嘛，孔有德兵败自杀，后两位被平了三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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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将军年羹尧主持的、平定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六个月，但战争过程却十分艰苦。特别是年羹尧初抵西宁之时，西宁周边地区已被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占领，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塔尔寺、郭隆寺等，亦多举僧众、佃农参与叛乱，喇嘛们披甲执械、攻城抢掠，无所不至。其时，年羹尧调来的西安、察哈尔满洲兵，四川、陕西绿营，以及合土司部落兵尚未赶到西宁会合，年羹尧只率随身亲兵，与西宁本城少量兵将坚守孤城，“昼则综核军务，夜则分班守城”，连续十一夜没有睡觉。这样的情势行诸文字、递到北京，让本来就情绪特别丰富、用词十分夸张的雍正皇帝在奏折上连批几个“好心疼”“阿弥陀佛”，慨然许其好汉子、铁丈夫，真社稷之臣、泰山之重！殷切惶恐之情，虽手足至亲未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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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路兵马陆续赶到，西宁的局势逐渐好转，清军开始转守为攻，对西宁周边地区的和硕特叛军，特别是藏传佛教寺庙进行清剿。如雍正元年正月，年羹尧命奋威将军岳钟琪等率军五千人，清剿西宁东北部的大寺——郭隆寺。郭隆寺（今佑宁寺）是青海名刹，时称“湟北诸寺院之母”，康熙年间香火鼎盛时，内有武僧万余人，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郭隆寺僧人向来与罗卜藏丹津交好，亦随其反叛，不时向清军进攻。岳钟琪等人奉年羹尧之命，出其不意攻入寺中，先施放枪炮，后放火烧其房屋山寨，使寺中喇嘛折损大半，其逃出者躲进周边的山洞，又被清军围住洞口，点燃草木熏死。随后，岳钟琪以郭隆寺庙宇甚大、恐复为贼巢为由，将郭隆寺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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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向来是清政府统治者扶绥蒙藏地区、构建意识形态共识的重要工具，因此对于黄教寺院和僧众，也多持尊重、保护态度，轻易不肯与之构衅对立。换句话说，如果此役的主帅换作胤禵、延信这样的宗室或是满人贵族，对于郭隆寺等寺庙和内中寺僧的态度，可能就要宽容、保守得多，至少不会放火烧毁全寺、赶尽杀绝。而由于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隔膜，年、岳等人就完全从军事角度考虑，辣手频出，无所顾忌。至于雍正皇帝，在年羹尧向他奏报战果时，一面用“甚在理”“实可嘉”“大喜畅快”等喜形于色的词汇表达自己作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态度，一面心里也在咚咚打鼓，深知年、岳此举有悖于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容易引起蒙古各部的普遍不满。是以在将年羹尧夸成一朵花的同时，也郑重提醒他：“惟杀喇嘛、毁庙、消除蒙古人之念存于心中，应匡正则匡正之。”而对于雍正帝的担忧和告诫，年羹尧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在心里，霹雳手段一如既往，表现出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一面，也使其在满蒙上层树敌甚众，是招祸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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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解决了西宁周边的叛军后，开始专一对付罗卜藏丹津的主力部队。年羹尧先已调遣部队，一面在四川的理塘、巴塘、黄胜关等地设卡，截断叛军入藏之路；一面屯兵于吐鲁番及噶斯泊，以防罗卜藏丹津西窜伊犁，与准噶尔部沟通。年羹尧本来打算在雍正二年开春后，筹集大军，与罗卜藏丹津主力决战，但他的手下大将岳钟琪年轻气盛，是个霍去病式的人物，立功心切，尤喜乘敌不备，千里奔袭。岳钟琪建议年羹尧，要在春草未生之际，由他带领五千精兵，分三路突袭罗卜藏丹津大营。年羹尧听从了岳钟琪的建议，在雍正二年二月，向罗卜藏丹津发起攻击，在青海湖哈喇河畔，大败罗卜藏丹津主力。罗卜藏丹津败走柴达木沙漠，岳钟琪等人一路追击，擒获其生母及亲信部将多人。据说罗卜藏丹津是换上了女人的打扮才侥幸逃脱，只带着百余从人，远奔伊犁准噶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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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役，清军只用了十五天，就深入沙漠，以很小的损失，将罗卜藏丹津的数万兵马击溃。清朝官书称赞其“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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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你就是朕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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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青海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恰逢康熙帝安葬景陵后的第一个清明，雍正帝带领王公大臣正在景陵祭奠。得知这个消息的雍正帝欣喜若狂，立即向躺在陵寝里的乃父“汇报”，并以前所未有的礼节，“著黄布护履，躬自负土，膝行至宝顶，跪添土毕，匍匐退行”。即亲自在陵丘上匍匐跪行，担送新土，为康熙帝行“敷土礼”。如此孝行、如此大功，把场面烘托得足而又足，昭示着雍正帝皇位的合法性从此无可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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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年羹尧和三军将士的赏赐，雍正帝人还在景陵，谕旨已经发出。年羹尧晋封为一等公，加一等精奇尼哈番；封其父年遐龄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此外，岳钟琪也被封为三等公，其余将士立功等次、如何奖赏，俱交给年羹尧分别请旨。回京后，雍正帝又不惜成本，极尽铺陈之能事：以青海平定事，先后御太和殿行庆贺礼、在午门行献俘礼；按照乃父平定三藩和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标准，将青海之捷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奉先殿和关内外各帝后陵寝；撰写“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太学，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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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势基本稳定后，年羹尧继续全面主持青海地区的军政善后工作。总原则是扩大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对甘肃、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部落势力进行严厉限制打压。他首先提出“防守边口八款”，将清军的长期驻防、屯种战线由嘉峪关西推至原为和硕特蒙古游牧的布隆吉尔，在当地建筑城池，并派文官管理民事。又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主要内容包括对青海蒙古各部中的“亲清”势力论功行赏，对参与叛乱者严加惩处。将原属青海和硕特蒙古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按八旗形式编制佐领，脱离和硕特部管辖，以分割其势。在西宁以北的广袤地区修建边墙、建筑城堡、招募民人耕种，设文武官员管辖，使“西番人等肆行据攘之区，悉成内地”。严格限制和硕特蒙古的游牧区域、喇嘛庙规模和僧众人数，以及蒙古与内地互市贸易的时间地点。并规定日后内地差遣官员到青海，不论该官员品级大小，只要是奉旨而来，青海各部王公就要跪接；私人相见则行宾主之礼；等等。这些建议在当时均得到雍正帝的首肯，但日后许多内容又成为年羹尧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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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于此，具有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的雍正帝已经不知道要向这位文武全才的年大将军说些什么，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只能一次次地将情绪肆无忌惮地倾注毫端，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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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尔。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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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具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拘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此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真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有以手加额，将此心对于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移此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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