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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意思就是：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有私人感情者，也是有的，但哪里及得上你我二人这种程度！你为此庆幸，就不必说了；我的欣喜之情，也没有办法形容。总之，你我二人要做千古君臣相知的榜样，让后世之人羡慕得流口水去吧！我的天呐！我真是太高兴了！感谢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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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一番效力，是成就了我父皇康熙爷的未了之事。从道理上讲，你们都是我的功臣；从感情上讲，你们就是我的恩人！这些话虽然粗俗，又不符合君臣之礼，想来你们也不敢承受，但我的心就是如此，我的感想就是如此！我私下里庆幸，自己真是有大造化、大福气的人啊！每每想到这里，只有把手放在额头上，感激上天的厚爱。我一颗心可对苍天、向上帝祈求，能成全我们君臣之间有始有终。我也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变心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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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天誓日、情深意切的言辞告白外，雍正帝还不断给予年羹尧物质奖励。这些物质奖励更多的并非金银财宝、土地房屋，而是最能显示私人感情的日常随手之物，尤其要展现出“有我一份，就有你一份”的浓情厚意。如赏赐珈楠暖手一块，随称：“实在是块好香，做了四块玩器，赐怡王、舅舅两块，给你带一块来，朕留一块，现今不时把握。”又赏赐新茶，说：“今有查必纳（两江总督）、李成龙（安徽巡抚）新茶进到……每样给你带一瓶尝鲜。”又赏赐手巾鼻烟壶，说：“今有新进三种小规矩，甚如意，寄赐与卿，以为玩具。卿之感固一日不能忘，而朕之怜实不能一时不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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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时期，朝中的一切大事、要事，哪怕与军事活动毫无关系，雍正帝都要私下与年羹尧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如山西巡抚诺敏建议施行耗羡归公，要征求年羹尧意见；律例馆修订了新律例，要征求年羹尧意见；礼部奏请为孔庙增加配享之人，要征求年羹尧意见；甚至翰林院庶吉士的散馆考试，核定等第、名次之事，也要征求年羹尧意见。这些重大政策、政务在中央内部各有专管，本非一个外省督抚应予置喙，而年羹尧毫无避讳，每每直言可否，多所更正。能够突破一切制度和人事关系限制，与皇帝私人交流，意味着他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反而比相关衙门更大、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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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大功臣也不是一个两个，而自降身段、奉承功臣以至于斯的皇帝可不多见吧？看了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恩遇迭加，特别是甜言蜜语，结合其悲惨下场，想必有读者就会怀疑，这是雍正帝的处心积虑、故意捧杀吧？不然何至于此！然而以雍正帝的性格及惯常做法，倒真不至于存心如此险恶，实在是表演型人格使然，所谓爱之则欲其生、恨之则欲其死是也。我们可以做个简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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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自己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也极为优待信任，在即位之初，就封他为亲王，任命为总理大臣，并破例准许其爵位世袭罔替。此后又准其再指封一子为郡王，将其俸禄、庄园、所属佐领、王府护卫、出行仪仗均照《会典》所载的亲王标准增加一倍。允祥一直总理户部，掌握财政大权，其所奏大小事情，雍正帝无不照准，并且屡次公开表示：这样的良法美意、利国利民之举，是怡亲王的建议，朕不能匿其功德而自居之，一定要向天下人公开说明。允祥的王府、别苑，甚至坟地，都被雍正帝安排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从清宫的造办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允祥几乎包揽了雍正帝所有的生活琐事，出入禁宫和圆明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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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对年羹尧的乡试同年，那位在康熙年间郁郁不得志的鄂尔泰，雍正帝一发现他是沙中璞玉，立即予以破格提拔，从内务府员外郎一迁则苏州布政使，再迁则署理云贵总督，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宜。后又令其兼掌广西，全权掌管三省兵民大政，与年羹尧声势最盛时的权力有相近之处。君臣二人远隔万里，常年通过奏折亲密交流，讨论治国用人之道。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为免鄂尔泰悬心，特命其递送奏折的家奴进入寝宫面圣，以便让他回去向鄂尔泰告知皇帝气色安好、龙体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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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以上这两位的恩遇迭加、甜言蜜语，比对年羹尧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二人却能善自珍重、保全始终，盖因其应对有术、各具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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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与允祥自幼相处，曾奉父命授其算学，二人在康熙后期有数十首唱和诗作，以及谈禅论道的书信留存。其间，雍正帝的儿子弘昼生了重病，允祥为之奔走医药，使其得以保全性命。雍正帝对此十分感激，命弘昼称叔父为父。允祥对雍正帝的性情十分了解，深知他或爱或恨，当时都出于至诚，只是性情反复，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于是，每当乃兄有出于常情的厚爱厚赐，允祥都采取能推就推、推不了就硬推的策略。只拼命工作，绝不接受过分的荣誉和利益，让兄长对自己始终有严重的亏欠感，毫无翻脸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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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以理学自居，为人严正，勤于事功，对下属一言进退，主持改土归流时更展现出相当的杀伐决断，行事作风某种程度上与年羹尧颇有相似之处。不过，鄂尔泰本无根基，是雍正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新朝新人。对于雍正帝来说，他是一个完全可控的柱石能臣，除去皇帝，再无可以依靠的势力。另外，鄂尔泰也是真心感激雍正帝的浩荡皇恩，姿态放得很低，多所逢迎，虽与雍正帝算是同龄人，但奏折中动辄则称：“（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这是年羹尧绝不屑落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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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两个人相比，年羹尧更具有今人所说的独立人格的意味。一方面，他的事功成就、社会关系并不完全依赖于雍正帝，既不是允祥那样的幼年相从、棠棣情深，又不是鄂尔泰那样的拔于微末、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于雍正帝那些显得失态的情感表达，他也没有表现出同等程度的亲昵逢迎，远不如与康熙皇帝的交流更加真挚自然，从单纯的人际交往和君臣礼数上讲，让雍正帝很不满意。所以，面对雍正帝同样的做法，允祥与鄂尔泰安然无事，到年羹尧身上却变成了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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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过度优待，也引起朝中衮衮诸公的反感。青海作战之前，年羹尧能够执掌大将军印，且达到信任之专无以复加的程度，无疑是雍正帝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的结果，朝中一些老派满蒙贵族，一直对他出任大将军颇多非议，且矛头直指满汉之别。如康熙末年曾随胤禵出征的将军、宗室宗扎布就曾向人抱怨：“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辅政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雍正帝就此驳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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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青海之事可危可虑，凡事俱由朕与怡王、舅舅隆科多、都统拉锡等从中详密商定，而在外军务则令年羹尧主管。年羹尧孜孜黾勉，率领当地边塞汉兵，不糜钱粮，不劳兵马，须臾克奏肤功，从而平定青海之贼，以宁边陲。如此之人，不能委以大将军乎？朕用人不当否？就以此事而论，倘若授以允禵为大将军，面由尔等辅佐，该事能如此完结否？尔言未用满洲兵，路途如此遥远，即派满洲兵，亦难赶到，而仅用边塞绿旗兵，即能击败贼敌，扬我军威，可喜可贺，我满洲兵更显威武，此事又有何虑之处？前为西藏之事，年羹尧亦筹备四川兵马，力争务取西藏，即照皇父指教，孜孜向前，进定西藏。至圣皇父曾屡次谕曰：我朝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有大将之才，此事人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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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其中所言汉军者，即指年羹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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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雍正帝又亲自讲出一件往事，说正当年羹尧在西宁坚守孤城之际，对雍正即位助力最多的国舅隆科多曾秘密进言，认为应对年羹尧有所掣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好他哪天带兵叛乱、反戈一击呢？对于隆科多的这个说法，雍正帝还没来得及回应，他身边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怡亲王允祥就表示反对，说既然已经把大军交给年羹尧，疑神疑鬼也没有意义了，派人掣肘，对军事行动不利，还不如一切照旧，让他把本事都使出来，打赢了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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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读者看到这里会认为，对年大将军的忠诚度，掌握人事大权的隆国舅颇有疑虑，而掌握财政大权的当家亲王大力支持。实际上，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这雍正初年的政坛三巨头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之间的角力，对年羹尧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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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三巨头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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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第一篇中，我们提到了酸文人汪景祺的那篇《功臣不可为》，他在其中说到，像年羹尧这样的功臣，除了让皇帝忌惮之外，还最招两类人恨：一是管人的，必定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二是管财的，必定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汪氏所言，名为总结历史规律，实际上必然根据当时朝中的情况确有所指。毕竟，当时管人的吏部尚书国舅隆科多，管钱的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既与年羹尧势均力敌，又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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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提到过，隆科多身为满人贵族，本来对年羹尧掌握四省兵权存有戒心，甚至直接向雍正帝建议要对其有所防范。此外，作为吏部尚书，隆科多对年羹尧大肆举荐亲信、严重干扰正常人事制度运作的行为极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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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本为川陕总督，后又奉命兼辖云南军务，对四省文武的仕途都有很强的发言权。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年羹尧开始不断以军功名义要求中央政府为他保荐的人员加官晋爵。他开列的保举名单通过密折直递君前，再由雍正帝以圣旨的形式下达给吏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吏部本身的选官流程。因为年羹尧每次推荐的官员太多，吏部不得已为其专立一档，谓之“年选”，和当年吴三桂的“西选”如出一辙。除西部四省官员外，年羹尧还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经常对中央部院和其他各省地方官的任用提出意见。皇帝欣然采纳，圣旨从天而降，吏部只得照办。隆国舅何许人也？眼看着自己的事权被这样侵夺，怎能不开足马力，排揎年羹尧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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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职务冲突外，对这位炙手可热的国舅爷本人，年羹尧也不屑一顾，在雍正帝面前称其为“极平常人”。年羹尧不知从哪里听到的传闻，晓得隆国舅有一宠妾，名叫四儿，仗着国舅威严张扬跋扈，甚至气死主母、贿门大开。这类权贵的闺门秽事，旁人茶余饭后议论调侃有之，哪能仅凭耳闻就奏到皇帝跟前？唯独年羹尧胆大嘴大，就着凯旋还朝之便，把这些街谈巷议竹筒倒豆子全说给皇帝，不给国舅留一点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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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母舅和妻舅的矛盾，强敌四面、亲信乏人的雍正帝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屡次向年羹尧说隆科多的好话，不断提及隆科多对年羹尧如何敬佩、如何尊重。他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朕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之超群拔类稀有之大臣也！”不过，雍正帝渐渐发现，年、隆二人，都是强横人物，光拿好话抹稀泥，并没有太大用处。特别是青海大捷后，年羹尧越发膨胀，“年选”人数越来越滥，连其家奴桑成鼎也被保举为西安知府这样的要缺。他曾因为吏部没有对儿子年富建造营房的功劳从优奖赏，就大发雷霆，“痛诋九卿，切责吏部”。自然而然，与隆科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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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雍正帝思来想去，寻思出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办法——亲自作主，把年羹尧之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为子，改名“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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