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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雍正帝向年羹尧声称自己即位前对允祥并不深知，当然是一派胡言，但他能这样公然撒谎，实在是年羹尧虽为雍邸门下，但常年外任，对其门主的个人交往情况并不深悉，亦不清楚雍正与允祥兄弟早年笃于友爱、后期暗通款曲的事实。而雍正帝之所以要这样说，在笔者看来，是想给年羹尧一个错觉，即：虽然兄弟亲谊比郎舅更近，亲王地位比公爵更高，但我与我这位贤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我对他的信任是即位后才培养起来的，不像你我早有交情、互相了解。我希望你们和睦相处、同心协力，但你放心，对于你们二位，我会一视同仁，无所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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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段话最后，雍正帝让年羹尧就户部中的人事安排向允祥提出建议，当然也是拉拢、吹捧年氏之意。但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年羹尧真的不知深浅，对户部人事安排指手画脚，必然招致允祥的强烈不满。年羹尧虽然人情世故上不甚精明，大约也糊涂不到这种程度，雍正帝的便宜人情自可以放心去卖。不过即便如此，到底还是嘱咐了一句：“此谕不必令王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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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话已说得这样肉麻露骨，年羹尧仍旧漠然视之，不予回应。无奈何，几个月后，皇帝又借着赏赐小玩意儿啰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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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尺甚如意得用，带一个来，亦怡亲王之制度。王今春夏，总是小不爽，只觉瘦弱。入秋以来，已大愈矣。朕命王子、庄亲王，同四阿哥、五阿哥、六十，七月十七日往哨鹿围场地方学习弓马，以示朕不废武备之意。二者着他们养着。特令你知。因谕怡亲王之待你，真岂有此理，一片真诚敬爱，朕实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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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笑话，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福田，哪里在色相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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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这两段浑似信手写来的家常笑话，实则意味甚深，前一段说自己派允祥带着一干皇子、王公哨鹿秋狝，其中排在五阿哥之后的“六十”，即是年羹尧的亲外甥、年贵妃唯一的儿子福惠。因此子生于康熙六十年，或以此为乳名，也是清初满人常见的取名之法。这位小皇子年纪只有三岁，居然离开宫廷父母，随叔父等人前往木兰围猎，是很不寻常的举动。雍正将此事特意告诉年羹尧，就是向他表明，自己有意让最亲信的弟弟与年氏外甥培养感情，甚至充当其保护人——我好人都做到这个地步了，您大将军也该知点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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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段，雍正帝作嬉笑之语，明里是将自己与允祥的家常闲话说给年羹尧听，内里意思却深。雍正是佛教徒，年羹尧好道家之术，这在当时都是人尽皆知的事。而雍正此时又借几百岁的刘姓道人之口，说允祥前世也是道士，并笑称他们道士要为自己这个和尚出力，栽培福田、利益众生。他一面指示年羹尧要和允祥精诚合作，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服务；一面又颇有告诫意味地表示：必得按我所说才是栽培福田之举，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若是力量不足，没这个造化，那就难免被打回原形，各立门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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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这样自行走下皇位神坛，嬉皮笑脸，感情牌打尽，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大失君主威严。奈何年羹尧实在不给面子，奏折里从不回应表态，现实中更是无所行动。雍正二年秋天，年羹尧处理好青海的战后事务，回京觐见，其间曾到怡亲王府上拜会。一见即不投机，转脸向自己的亲信、直隶总督李维钧说：“怡亲王府邸外观宏敞，内里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可见雍正帝那些机关算尽的好话，不但一点劝和的作用没起，还适得其反，让年羹尧感到：这位亲王明明与我没有交情，工作上又有矛盾，却在皇帝跟前装得这样谦退诚恳，心机深沉若此，还能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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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最信任的贤弟没有表现出夏天般的火热，已经是年羹尧的大失策；对皇帝的死敌没有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更是其招祸之由。这位死敌不是别人，正是八王党的核心骨干、康熙帝的皇九子允禟。雍正即位之初，对八王党诸皇子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军中不可无皇子为由，令允禟随年羹尧前往西宁，名曰从军，实则发配。允禟在八王党中虽然只居于辅佐地位，但其为人颇有城府，又擅长聚敛，家资巨富，所以最为雍正帝所嫉恨，程度胜过党首允禩、允禵。将这位既是兄弟又是仇人的允禟交给年羹尧看管，既是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考验他作为明珠的孙女婿，是否真的与八王党毫无暧昧、划清界限。然而，年羹尧对允禟的态度，却实在不能令雍正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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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监视者变成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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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之后，对八王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其党首允禩留在身边，充任挂名首辅；将后起之秀、卸任大将军允禵安置到景陵看坟；将能力不济但外家势大的十阿哥允䄉借事革爵拘禁；而将心计最深、反抗意识最强的九阿哥允禟交给年羹尧，带到烽烟四起的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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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对年羹尧来说，看管允禟和击败罗卜藏丹津是同样重要的工作，但处理方式理应有所不同。后者是外寇，大将军受专阃之权，可以讲究个临机应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于这一点，雍正帝是清楚的，所以哪怕年羹尧焚寺屠僧、在军事行动中做出了不符合大政方针的举动，雍正帝也并没有过多表示。但前者则不然，对于这位阋于墙的兄弟，雍正帝是要随时密切关注的，年羹尧只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义务，没有私下沟通、便宜行事的权力。可惜，精于用事而疏于权术的年羹尧并没有把这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分得清楚，对待前者，他采取了和后者类似的处理方式，令雍正帝绝不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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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禟与年羹尧也算是熟人，康熙年间，他们的交集主要有两个。一是允禟的女婿永福，他是权相明珠的孙子，年羹尧的妻舅。二是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一直是中国政坛的一股重要势力。康熙皇帝喜爱西方科技、艺术，对宫廷传教士多所优待，在外交方面尤其倚仗，令其深度参与国家政治。康熙后期，诸皇子为了储位争作一团，传教士们为争取下一代皇帝对耶稣会士的支持，极力交好诸皇子。因为八王党的呼声最高、气势最盛，与他们往来密切的传教士也最多，这位穆景远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和八王党中的允禟关系密切外，穆景远与年羹尧之兄年希尧也很熟悉。我们前文交代过，年希尧多才多艺，尤其热衷西学，和传教士来往频繁。穆景远曾到年希尧家做客，借机与年羹尧相识。康熙五十九年，穆景远受允禟委派专程去见年羹尧，托其照管允禟在川陕的亲信，并代允禟向年羹尧赠送了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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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二月，为父守丧刚过百日的允禟被雍正帝强令远赴甘肃军中，交由年羹尧看管，后又随同年羹尧前往西宁。在允禟初赴军前的几个月，年羹尧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显然没有达到雍正帝的预期，对于允禟在西宁的安置问题，他并未专文汇报，只是在奏折中顺便提了一句：“据署理西宁总兵印务副将黄喜林报到，九贝子于四月二十一日已到西宁，臣亦现在遣官前往西大通地方赶造房屋，俟修盖完日，移文九贝子搬来居住。”雍正显然对这么一点信息量不满意，赶紧告诉年羹尧：“如九贝子等可疑无用之人，不妨传旨，该往何处打发，一面料理，一面奏闻。”不久，年羹尧向皇帝汇报西宁周边驻防将领分派情况，在谈到署理西宁总兵的武将黄喜林善于带兵、得到当地军民拥戴时，雍正帝不理会黄喜林为将如何，反而批曰：“防九贝子要紧，速移为是，黄喜林不可叫九贝子哄了去！”意在提醒年羹尧，加强对允禟的防范，特别是别让他买通了直接看守黄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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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的这个嘱咐，年羹尧并没有足够详细地回复，这让雍正帝很不放心。于是一个月后，在年羹尧一道纯粹的军务汇报奏折上，雍正帝又批问：“九贝子、察罕丹津部落二事如何料理？”察罕丹津，即是被罗卜藏丹津逼逐的亲清派和硕特王公，与他相关的事，当然是重大公务、军务。而将九贝子允禟的安置问题放在察罕丹津之前发问，显见雍正帝的重视程度。对此，年羹尧仍未专折回奏，仍是在奏陈军务过后，表示西大通允禟居住的房子还没有造好，等房子盖好了臣再拨兵伴守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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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雍正元年七月，西宁周边的军事形势已颇为紧张。即便如此，雍正帝仍然高度关注允禟的动向，主动向年羹尧提及此事，说允禟上了个奏折，要求回北京，自己不便直接拒绝，“浑说个‘知道了’”。他告诉年羹尧：自己的本意是绝不想让允禟回京的，允禟如果借着这个模棱两可的“知道了”要求回来，你可千万给我拦住，就说你没得到旨意，不能放他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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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帝三番五次催问下，到当年的十月份，年羹尧才系统汇报了允禟在西宁的生活情况，说自己在西宁旁边的一座小城西大通（今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西北）为允禟修盖了临时住所，请他搬去居住；又细述自己与允禟在西宁郊外民房中会面谈话的情形，谈及自己如何让允禟打消回京的念头，并接家属来住。雍正帝连批“真正难为你”“好极”“奇才”“得体”等语，对年羹尧的汇报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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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宁周边已是遍地烽火，允禟迁居西大通后，年羹尧放在他身上的精力很少，雍正帝似乎也不好在前方戎马倥偬之际再打听政敌消息。直到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才再次汇报了允禟的情况，而且是对其进行参劾。起因是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守军捉住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审问得知是允禟手下管放牧的头目，奉允禟之命前往河州采买草豆、踏勘草场。年羹尧以边口之地各民族杂居、奸细最多，而允禟未告知自己就派人跨地区买卖、踏勘，违抗军法为由，将其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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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弹章，虽然客观上满足了雍正帝对允禟凡事找碴骂一顿的要求，但主观上来讲，年羹尧可能还是从军事和边疆管理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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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善于经营的允禟定居西大通后，一直没断了在甘肃、青海等地做买卖。他此行携带巨额金银，且出手十分大方，采买物品不计价格，听卖家索要。使得远近大小商人无不知道西大通来了九王爷，豪爽贤德，遂趋之若鹜，小城西大通一时间竟成了个商业中心。对于允禟这些作为，年羹尧近在毗邻，不会没有耳闻，却未加以限制，也没有上奏。想来那次河州买草，如果不是相关人员被当作奸细抓获，年羹尧也未必愿意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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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次参劾后不久，年羹尧又写一奏折，为允禟遮掩起来。他说：“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未曾见面。盖自臣参奏后，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对于年羹尧这样的态度，雍正帝是绝不放心的，他提醒年羹尧：“此人奸诡叵测之人，非廉亲王、允禵之比，此二人真还望其后悔。”又在年羹尧提及自己派人监视允禟处批道：“第一要紧，如此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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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帝心目中，允禟是彻底的敌对势力反动派，绝不可能改悔，也绝不能被饶恕，对待他，只有密切监视、控制，进而挑剔毛病、罗织罪名、除之而后快这一条路，无可动摇。他的这一种态度，当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长期积累、一以贯之的。年羹尧自受命监视允禟之日起，雍正帝即将自己的这一态度向其多次明示、暗示，年羹尧是聪明人，不会毫无察觉。然而在实际的监视活动当中，年羹尧却没有坚决贯彻雍正皇帝的意旨，不但一次参奏之后，又转而为其遮掩，称其“知收敛”“知畏法”，还放松监视，使允禟有经营买卖，甚至和传教士穆景远等人交流联络的空间。可以想见，远在京城、鞭长莫及的雍正帝，对此会有怎样的疑惑、是何等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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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年羹尧的这一做法，大概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年羹尧与允禟本有交往，是熟人，还多少沾些亲戚；允禟是先帝皇子，其父康熙帝对年羹尧有无以复加的知遇之恩。为了先意承志、取悦新君，而凌虐和自己没有私仇私怨的恩人之子，这样的行为，不是年羹尧这种以“大英雄”自诩的人做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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