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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如笔者前文所交代的，年羹尧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定位成雍正帝的“私人”，哪怕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年羹尧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务是“大将军”，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兵打仗、驱逐叛军，而不是参与皇室斗争，帮助皇帝打击亲兄弟。即便每个官场中人都知道，帮上司做好事、公事，远不如帮他做坏事、私事更容易产生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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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但笔者大胆推测，年羹尧可能在困守西宁孤城、难以得到后方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向同在西宁、随身携带了大量金银的允禟予以经济上的求助，并得到了允禟的支持，所以无论如何，要对他手下留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的政治保护伞。对于这一点，雍正皇帝可能也有所了解，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年羹尧落马后，继续受命看管允禟的宗室楚宗、直隶总督李绂都发现了允禟、年羹尧之间有不少的往来书信，并将此事上奏雍正，示意要不要借此将二人定以同党之罪。雍正帝为此回复二人，这些书信的事他都知道，二人自有罪名，何必凭空拉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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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将允禟交给年羹尧看管，本来是出于信任，年羹尧宽待允禟一事，如果发生在雍、年君臣交好之时，最多也只会造成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君臣交恶，特别是交恶的形势明朗化之后，在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看来，年羹尧割据西北、手握大军、身边又挟有野心勃勃的反对派皇弟，甚至利用起了皇弟的政治、经济资源，那可就过于危险了，其局面简直可以与当年挟制着南明永历皇帝的吴三桂相提并论。想必每念及此，雍正帝都要不寒而栗、夜不能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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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三年初“倒年运动”进入筹备阶段起，雍正帝对允禟的控制措施也越发严厉。他以允禟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为由，派遣都统楚宗赶到西宁对允禟进行约束，接替了年羹尧对允禟的监视工作，在他们二人之间树了一道防火墙，隔绝其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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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监视允禟一事，楚宗与年羹尧的态度大相径庭，才一接到任务，就立场鲜明、铿锵有力地表态说：“楚宗原本愚钝，承蒙圣主隆恩，虽在梦中，惟念圣主。无论何人，圣主稳知，卑职楚宗何所效力，今抵至西宁后，尽力严管彼处所有人等，若有不从，当即参奏以外，倘稍有异常举动，即一面奏闻，一面酌情办理。”雍正帝为此表扬他：“所奏允禟之事甚知大理大义，殊堪嘉奖，此方称不辱宗室为首大臣也。”楚宗受到鼓励，一到西宁就严参允禟装病不请圣安、不行叩拜之礼、态度傲慢、自称脱离红尘之人，并在西宁经商贸易收买商民兵丁之心等事，并建议皇帝下旨将允禟带回京城囚禁，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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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楚宗提供的信息，雍正三年三月，皇帝直接用允禟之事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朱批曰：“楚宗奏允禟在大同（通），兵民买卖人俱称贤王，普概感激，而其下人逐日射箭嬉戏，毫无为难之色，问其何以如此，皆言一切交易上，下人任买卖人之价所取，因此而得名等云云。与你之所见何如？你与允禟来往字迹光景言辞怎么样？有存着送些来看。允禟见楚宗时放肆无礼，出言不逊之至，朕已明谕在廷王大臣等，想你自然亦得闻也。据实奏闻。朕原有谕你，想你的兵弁人等被他愚弄欺你，这样光景似应朕谕矣。”其中“你与允禟来往字迹光景言辞怎么样？有存着送些来看”已经显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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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年羹尧已是动辄得咎，应对皇帝的不满有所察觉，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被如此责问，他仍不肯为允禟额外增加罪名，以求自效，只是将楚宗所称的允禟罪名又重复一遍，上奏给雍正帝。当然，不论如何表态，对年羹尧来说都是为时晚矣。很快，他对允禟的监视任务，就和他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身份一起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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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事情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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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文所说的种种问题外，年羹尧还有一些典型的性格弱点，在他和雍正帝的矛盾发酵中起到了严重的激化作用，比如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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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年羹尧识人称明、论事称精，这一点雍正帝是了解的，在两人关系融洽时，也很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举荐大臣方面，前文我们提到过的鄂尔泰、史贻直，都是正面典型。此外如雍正元年正月，他一道奏折就荐举了川陕两省中层文官十五名，其中胡期恒、王景灏、傅德等皆以干练著称，后皆官至巡抚，是年羹尧川陕班底中的主要成员。在治事方面，如雍正元年著名的山陕乐户“豁贱为良”政策，出自年羹尧长子、御史年熙所奏，实际上也就是年羹尧的意思。可惜的是，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最后都成了年羹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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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用人。年羹尧虽能识人，却喜奉承，又不能拒贿，很快就出现了荐举太滥、甚至因贿而荐的问题。名声在外后，朝野逢迎拍马之人更是如蝇逐臭，连被皇帝憎恨的廉亲王允禩的门人也带着金银到年家行贿，谋求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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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雍正帝自己培植的人事班底不断成熟，年羹尧逐渐失去了为新君介绍朝臣的中间人身份。在这种形势下，他以大将军身份举荐非其所直辖的官员，本来不妥，多荐滥荐，更是极犯忌讳。然而被皇帝和群臣捧昏了头的年羹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不断向皇帝提出人事建议，且泥沙俱下，令雍正帝大为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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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治事。雍正帝与大臣相处，很崇尚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他希望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做出来后，提议的大臣能够谦逊低调，只称颂皇帝的圣德，而不自我标榜，所谓“善则归君”是也。当然，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掩人功劳的君主，对于宠臣们的好人好事，他很愿意投桃报李，公开赞美，让受益者在感激皇恩的同时，也念及相关大臣的好处。和乾隆帝以“本朝无名臣”来衬托君主的独裁与圣明相比，雍正帝追求的是“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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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好政策的提议者率先打破了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到处自我宣扬、自我标榜，视皇帝的“圣恩”于无物，那是雍正帝绝不能容忍的。大臣单方面的“沽名”是他的大忌，普通士大夫尚且如此，年羹尧这样的领兵重臣，那就不消说了。可不巧，年羹尧确有“沽名”之好，譬如山陕“豁贱为良”一事，就被作为年氏父子的盛德，在当地大肆宣传，令皇帝极为恼火，后来成为年羹尧的罪状之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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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以年羹尧之聪明，他对自己权重遭忌、成为众矢之的的处境并非完全没有认识。战争结束后，他曾上奏试探雍正帝的态度，说：我本来有臂痛之病，现在已经好了，只是眼睛已经花了，缮写奏折要戴眼镜，头发也白了几十根，心脏也不大好。我担任封疆大吏有十六年了，一直尽心竭力，不敢稍有懈怠。我现在十分想回到北京，与皇上您君臣团聚，至于西陲重任，我实在不能永远担任。我现在希望您能给我一句准话，让我安心。等我将川陕军事善后工作完成后，若不用心荐举一名可以替代我担此重任的大臣，那就是我只图利己、不顾地方大事，自然是辜负了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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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年羹尧的这番试探，雍正帝一面强调自己是如何心疼，给药给方，让年羹尧好好调养身体，一面表态说：“西边是即如此平定，亦得你在此弹压数年。况你立此奇勋，地方来年妥之，先调你进来，必令天下后世以为疑你之举，即便是你的立意，亦不过加你功成身退之论，我君臣何必存此形迹？当做一个千古奇榜样与人看方好。”明确表示如果此时将年羹尧“调岗”，就要被世人视为君臣相猜相疑。所以为了维持二人“千古奇榜样”的高大形象，近一时期你年羹尧还要继续坚守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随后皇帝又说：“你我又不老，三四年后你进来，徐图君臣老景逍遥之举方是至理。”意思是年羹尧再做三四年外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接任者，自己回京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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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番对话与后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情况做一对比。雍正七年（1729），在主持西南改土归流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破格担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节制西南，权倾一时。次年，雍正帝因为怡亲王允祥的去世倍感孤立，很希望鄂尔泰进京辅政，又担心西南军务无人主持。于是他给鄂尔泰写了一封长信，提到“朕之想念欲令卿来京，君臣相会之意，料卿亦必尽悉。但因三省事机重大，欲令卿多调停数载，可以委用他人代理时，酌量有旨也”，并命他留心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挑选继任人选。相比之下，雍正帝对二人的要求是一样的，但出发点大不一样：不让年羹尧立刻回京，是恐怕被世人认为君臣有“疑”有“形迹”，而不让鄂尔泰立刻回京，则纯粹出于边疆政务的考虑，未及其他。其用心诚恳与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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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雍正帝向年羹尧下手的导火索是雍正二年底年羹尧的进京陛见。此前，因为种种原因，雍正帝已经对年羹尧非常不满，但就是那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年羹尧在北京的傲慢表现彻底激怒了雍正帝，令其忍无可忍，下定了“倒年”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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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判断，笔者也是认可的。前文我们提到，年羹尧虽然从康熙四十八年起就是雍邸门下，又是侧妃亲兄，但因其外任较早，所以终年羹尧一生，和雍正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实非常之少。从二人结为郎舅，到年羹尧被赐死的十五六年间，年羹尧只有四次短暂待在北京，最后一次还是以失去自由的囚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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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年羹尧第一次进京是在康熙年间。当时雍正帝只是普通皇子，年羹尧也只是普通督抚，二人都没有达到极度膨胀的状态，想必互相也能拘泥于基本的礼节，保持表面的体面。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年羹尧的言谈行止仍然令他的门主雍亲王不满，甚至暴跳如雷，认定了他是个脑后长反骨的危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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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是在雍正登基之初，他以川陕总督的身份为康熙帝奔丧，并与新君商议西北军事部署。这一次他进京的时间较短，又正逢国丧，安排太过紧凑，张扬的个性没有机会施展。另外，这段时间是雍、年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年羹尧刚刚为大将军印的平稳交接做出贡献，雍正帝也盼着他在西北立下新功，为自己的皇位再上一层保险。二人惺惺相惜、互相倚仗，一见之下，以前的不快统统忘却，情谊越发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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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底，也就是青海一战大功告成的半年之后，年羹尧再次回京，完成他的庆功之旅。这一次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较长，足够把该得罪的人当面得罪个干净，也有机会让雍正皇帝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位四十多岁就功成名就的大将军有多么不可一世。另外，此时的雍正已经做了两年皇帝，习惯了“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生活，和即位之初的心理大不一样，对他人“不敬”举动的容忍度自然也大大下降了。即使书面交流时还能自降身段，“恩人功臣”的不离口，可换作当场周旋，则又该是另一种心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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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入京之初，雍正帝高度重视，如待贵宾，专门让礼部拟定仪注，还打算让各省督抚同时进京，以为陪衬，后因四川巡抚蔡珽反对而作罢。年羹尧在京居住期间，雍正帝让他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之所以有此举动，可能有借此机会试探年羹尧能否留京任职机枢的初衷。年羹尧才兼文武，是翰林出身，先出将而后入相，论能力论地位，都无不可。且如此一来，既客观上起到了削其兵权的目的，又能保全功臣身家、君主体面，倒不失为一个两全的办法。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雍正帝认识到，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一厢情愿的意思，可行性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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