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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计划“倒年”之初，即将范时捷从西安调回北京，改任汉军镶白旗都统。回到北京的范时捷一与雍正帝会面，立即领会了他的“倒年”意图，随后毫不犹豫地倒向皇帝，不但参奏年羹尧冒滥、挪用军需，错举官员，欺凌文武大臣等五款大罪，更首先揭发了年羹尧的得力干将、河东盐运使金启勋用兵郃阳县，致死大批无辜百姓一案，这件大案成为日后抓捕年羹尧的直接罪证。虽然依从圣意反戈一击，不过范时捷此前对年羹尧的谄媚态度终究不能令皇帝释怀。很快，范时捷就被革去都统职位，赋闲回家，许多年后，只以“开国名臣范氏子孙在朝竟无大员”为由获得了散秩大臣等职位，无甚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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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连酸秀才汪景琪也知道，在西安，这位范巡抚不过是个摆设，真正在大将军面前有面子的是布政使胡期恒。胡期恒，字元方，号复斋，湖南武陵人，其祖是被范时捷的祖父范文程称为“今之许衡”的明末清初理学家胡统虞。胡期恒青少年时期住在北京，与年家有旧交，胡期恒与年希尧年纪相仿，年羹尧遂以兄事之。康熙四十四年，胡期恒中举入仕，康熙五十一、五十二年间外放四川遵义府通判，后升任夔州府知府、西安知府、川东道。这一阶段年羹尧正在四川、陕西担任督抚，可见二人是多年的上下级，且年羹尧一直对胡期恒多所提携。雍正帝即位后，年羹尧马上举荐胡期恒出任陕西布政使，掌管军需重地陕西的国计民生。胡期恒素有吏干之才，为人又很持重。年羹尧在川陕张扬跋扈，贱视属僚，唯独对胡期恒尚存尊敬之意，所谓“大将军故高才，少当意，乃独善复翁”。胡期恒也对年羹尧屡加劝谏，甚至杖责他横行霸道的家奴。年羹尧虽不加嗔怪，却也不肯听劝，照旧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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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捷后，胡期恒被年羹尧举荐为甘肃巡抚，才当了没多久，皇帝就起了“倒年”之心。很快，被雍正帝称为“年党第一人”的胡期恒就迭遭申斥。雍正三年正月，皇帝听说前后两任陕西布政使胡期恒、诺穆浑交接工作时非常草率，盖因陕西藩库内亏空库银百余万两难以填补之过。遂在朱批中怒斥年羹尧曰：“诺穆浑你在京时，朕亦言过此人庸碌平常，候图理琛（下一任陕西布政使）来交盘毕，再请旨。图理琛是在广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首次明言自己信不过年羹尧的川陕班底，而要另调亲信，接管西北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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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胡期恒就因为“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而得重咎。雍正帝又对年羹尧破口大骂：“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的东西，岂是你年羹尧在朕前保举的人，岂有此理！你忍得如此待朕，朕实愧而下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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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三月，胡期恒被召进北京，第一次面见雍正帝。皇帝当面威逼利诱，令他揭发年羹尧的罪行。其时君臣对峙的情形未能见诸史籍、档案，但最终的结果是清楚的：胡期恒做出了与范时捷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坚决顶住了来自皇帝的压力，拒绝揭发年羹尧。雍正帝恼羞成怒，称胡期恒“所奏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甚属卑鄙，岂特不称巡抚，即道、府之职亦不相称”，立即传旨将胡期恒革职下狱，直至乾隆皇帝上台才得以开释。对于胡期恒的这一举动，乾隆年间的大学问家全祖望甚为感佩，称赞他能在年羹尧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不辜负故旧，实在是末俗中最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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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陕甘外，四川也是年羹尧的重要势力范围。年羹尧任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期间，四川巡抚先后由蔡珽、王景灏二人担任。王景灏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亲信，而蔡珽与年羹尧的关系则十分复杂。蔡珽是汉军正白旗人，他的家族锦州蔡氏是清初汉军豪门，其父蔡毓荣在康熙平定三藩之役中任绥远将军，率军攻下吴三桂的大本营昆明，建立大功。然而数年后，蔡毓荣因为隐匿吴三桂孙女（一说是吴三桂的爱妾“八面观音”）之名，将其私纳为妾，遭人告发，被革职论死，后改为发配黑龙江，于康熙三十八年病故。因此，蔡珽虽然是豪门公子，但青少年时期遭际坎坷、生活困顿，亏得他学习勤奋，考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并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算是比年羹尧早一届的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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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和蔡珽同属汉军旗出身，又同为进士，先后在翰林院任职，早年应有交往。蔡珽是八旗中的清华之选，颇有才干声名，尚在藩邸的雍亲王早欲通过年羹尧的关系将其罗致帐下。不过蔡珽是遭遇过大变故之人，对参与皇子之间的夺嫡斗争非常谨慎，一直没有接受雍亲王的橄榄枝，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四川巡抚时，才通过年羹尧长子年熙牵线，在热河与雍亲王相见。由此亦可见在康熙年间，年、蔡两家的关系是很不错的。雍正帝即位后，大约也出于年、蔡有旧交，便于一起开展工作的考虑，将蔡珽留在四川巡抚任上，作为川陕班底的主要成员筹备对罗卜藏丹津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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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蔡珽其人，能以罪臣之子一跃通过科举翻身，显然不是个甘居人下之人，史籍中称其“素负才而专己”，即自恃才高、独断专行。年羹尧性情傲慢，对待下属颐指气使，别人还则罢了，蔡珽较其年长资深，能力也不弱，哪里就能够轻易买账？这样一来，工作中自然多所抵牾，进而互相怨恨，不但早年交情烟消云散，还互相拆台。年羹尧屡次上奏，说蔡珽“言语行事与当日在翰林院时截然两种”“半载以来，臣深知蔡珽于川省无益”，极力要将蔡珽挤出四川，改由自己的亲信王景灏接任川抚。而蔡珽也不甘示弱，四川政务往往不与年羹尧商议，就独自上奏。年羹尧青海大捷之后，在与蔡珽的关系中已占据绝对优势，雍正帝遂一力支持年羹尧，要求蔡珽“一切动本处皆与年羹尧商量后再举行”“凡如此等可缓为之奏，与年羹尧商量再奏，省得乱记”。二人由此更加针尖对麦芒、冰炭不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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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七月，年羹尧以鼓铸案、蒋兴仁案等事，将蔡珽一举参倒，革职逮捕，押送北京刑部受审，随即以“川抚员缺关系紧要”为由，立刻奏请由王景灏取而代之。然而自古天意高难问，蔡珽在四川问罪之日，年羹尧还是皇帝口中笔下的功臣恩人，等蔡珽押到京师刑部大狱里一住，那边厢皇帝已经着手搜集罪证，拉开了“倒年运动”的大幕。说来蔡珽真是托了古代交通不便的福，要是当年就有飞机、高铁，成都、北京一日往返，他就是想翻案也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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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正月，皇帝亲自提审已革四川巡抚蔡珽。蔡珽借此机会，“力陈己之屈枉，及平日抗拒年羹尧以致被谤之处”；另外，特别提及了年羹尧“贪酷残暴各款”。蔡珽作为川陕官场核心成员，又与年羹尧旧识，显然能够交代出不少让皇帝觉得可资利用的信息。于是雍正帝立刻下旨，以“蔡珽的罪名是年羹尧那个坏人参奏的，必定不是事实”为名，免去蔡珽所有罪名，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后又不断为他加官晋爵，令其同时兼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直隶总督等重要职务，一时“身任六官，信用之专，在廷无比”。蔡珽受到皇帝这一番“鼓舞”，当然在“倒年运动”中负弩前驱，格外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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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交代一下蔡珽以后的经历。蔡珽少年时就有父亲从紫袍金蟒到披枷带锁的记忆，中年后又亲身经历了一回，想来心理创伤不小。这次赶得巧，靠着揭发权臣否极泰来走向人生巅峰，大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从此开始了一条专门挑战权臣宠臣之路，以此向皇帝展现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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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底，红极一时的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进京陛见。蔡珽一边向雍正帝称岳钟琪“叵测”，不能信任；一边借助任职直隶总督的便利，向在保定住宿的岳钟琪密告，说怡亲王允祥对他很不满意，让他小心行事，导致岳钟琪入京之后心神恍惚、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雍正、允祥、岳钟琪三人就此误会私下通了气，蔡珽几头挑拨的事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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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时候，蔡珽又被雍正帝认为联合本科同年，与当朝另一位红人、河南巡抚田文镜开战。田文镜是监生出身，被雍正帝一力提拔，在朝中没有其他依靠。田文镜在河南任上行事严苛，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怨不少，却为雍正帝所袒护。而科举同年抱团“欺负”非科举出身的“实干派”督抚，则大为雍正帝所忌讳。本来宠信田文镜的雍正帝一不做二不休，坚决为田文镜撑腰，将蔡珽等人斥为“科甲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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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权势正盛的蔡珽一度对怡亲王允祥也颇有微词。当时京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允祥奉命巡视畿辅、赈济灾民，沿途根据“拦舆百姓”提供的线索，参劾了不少直隶地方官。蔡珽就此密奏皇帝，言辞中颇有责怪允祥少见多怪、过度插手地方政务的意思。这样的说法传到允祥耳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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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掀翻红人中受益，而后挑战红人上瘾的蔡师兄，风光了不到两年，就一头栽倒，迭遭惩处。雍正四年底，蔡珽以十八款大罪被判斩监候。除了新加的罪名，如构陷岳钟琪、诬参田文镜等外，之前被年羹尧参奏过的很多罪名也被重新落实，旧瓶新酒，毫不糟践。直到乾隆皇帝即位，蔡珽才被从监狱中赦免出来，于乾隆八年（1743）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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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案的爆发在雍正帝是胸有成竹，但在群臣看来，却是如此的突如其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多少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多少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譬如以上范时捷、胡期恒、蔡珽三位，无论在选择中怎样挣扎，归宿均属不佳。命运摆在这里，只有留给读者们嗟兮叹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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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逮捕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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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三年四五月起，年案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当年十一月，以免去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为始，以将其免去所有职衔，锁拿进京告终。在这期间，雍正帝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则例》的规定，以及相应的法律、行政程序，以各种罪名，将年羹尧的爵位从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从二等公降为三等公、再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汉语意为子爵）、再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再降一等阿达哈哈番（汉语意为轻车都尉）、再降一等拜他喇布勒哈番（汉语意为骑都尉），最后革去爵位；将其职务，由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全部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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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内外大臣针对年羹尧的弹章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各个方面的证据也基本落实清楚。雍正帝将这些章奏原封发给年羹尧本人，令他逐条“明白回奏”。对于皇帝的步步紧逼，年羹尧显得应接不暇，甚至不敢相信雍正帝真的会把自己摆到对立面。年羹尧一向有心脏病，在西宁守城时曾经发作，雍正帝以“天王补心丹”相赐，对他的病情十分了解。从北京回到西安后，年羹尧接连遭到皇帝斥责，心情紧张，旧疾复发。他在奏折中自称雍正三年入春以后，自己饮食减少，夜不能寐，二月初吐血三次，渐觉头晕，办事也力不能支，到三月病势稍好，但身体瘦弱。岳钟琪也在奏折中证明年羹尧确实面色苍白、躯体瘦弱，身体状况尚不如在西宁守城时。但雍正帝看到这样的说法，很不买账，认为他是以生病为托词，不肯正面承认自己的过错，遂批以“你的精神再不得短少”“凡有言及你病者，朕皆难信矣，况你再不得病？不用这些作为，君臣彼此徒寒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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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年羹尧接到吏部咨文，得知自己被免去川陕总督一职，改调杭州将军。对于这样的结果，年羹尧极难接受，他知道一旦被剥夺兵权，离开川陕大本营，就再也没有和皇帝讨价还价的条件了。于是，他一面按惯例写下谢恩折子，说自己庸碌之资，担任封疆日久，又值重病，昏聩日增，办事经常出错，现在皇帝将他调到杭州将军这个“简缺”上来，是爱护、保全他，他也能有机会调治身体，对此非常感激云云。而与此同时，年羹尧又暗示西安地方官组织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保留”活动，想借“民意”给北京施加压力。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个危险的信号，似乎是年羹尧意欲殊死一搏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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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羹尧的说法和做法，做了充分准备的雍正帝应对十分自如。他先在年羹尧的“谢恩”折上长篇累牍大发诛心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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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否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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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你我二人若不时常抬头看，使不得。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讽刺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朕亦只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不是当要的主意，大悖谬矣！若如此，不过我君臣止于贻笑天下后世，做从前党羽之畅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实不能落笔也。可愧！可怪！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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