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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从雍正三年初到当年四五月,是公开放风与搜集证据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雍正帝开始在公开的谕旨、文件上事无巨细地批评年羹尧。比如著名的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就分别发生在当年正月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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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正月,一贯只受表扬的年大将军被皇帝公开点名批评,并交吏部议处,理由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陕西驿道金南瑛。督抚参劾下属官员,本是分内之权,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证明督抚滥施淫威,皇帝一般不会予以驳回,更不会指斥督抚。但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金南瑛,雍正帝极力维护,指责年羹尧、胡期恒是“妄参”,理由只有一个:金南瑛曾经是怡亲王保举过的会考府官员,怡亲王保举的人,怎么会不称职呢?必然是你年羹尧排斥贤良、任用私人。显然,这是与朱批中要大臣远年羹尧、亲怡亲王的态度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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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是所谓的祥瑞之兆。按照惯例,一定级别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贺表,歌颂皇帝圣德感天。这一类文字,实属套话具文,向来由督抚大臣的幕府起草、誊抄,送到北京后,不迷信祥瑞的皇帝通常也不会亲自阅看,走走形式、表表忠心而已(雍正帝晚年有迷信祥瑞的倾向,这一阶段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迹象)。但就是这一次,存心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帝发现年羹尧的贺表里出现了错字,即将用以形容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的美好词汇“朝乾夕惕”写错了,写成了“夕阳朝乾”。雍正帝将这个文字错误无限上纲上线,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来评价朕,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他既然不认可朕的政绩,那么他的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满朝文武大约再也没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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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第二阶段内,一部分在前一个阶段受到秘密暗示的大臣,开始或秘密或公开地弹劾年羹尧,揭发了他各式各样的罪状。雍正帝顺利找到“倒年”合法性的抓手,开始向各地派人,就这些弹劾的内容落实人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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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阶段在“倒年”运动中至关重要,其时,雍正帝尚未对年羹尧采取任何实质性惩罚措施,只是进行笔头警告。事实上,自从雍正二年底离开北京,年羹尧就开始直接面对雍正帝的敲打。按照惯例,他一回西安总督衙门,就向北京递交了一个谢恩折子,一方面报告皇帝自己已经回任,一方面感谢皇帝对自己在京期间给予的厚待优赏,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感谢皇帝的宽容谅解。雍正帝在此奏折后面,批了很长的一段话,意思颇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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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置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置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地。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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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接此朱批,自然惶惑,忙表态说自己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错误,皇上不忍加罪,还这样教育他,他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赎罪云云。对于年羹尧这样的回复,雍正帝的朱批口气似乎稍缓,表示“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但转而又语带讥诮,说只恐年羹尧对自己的告诫不能心悦诚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又因金南瑛等事,命新任陕西巡抚石文焯带话给年羹尧,质问说:“怎么连他也不知道朕呢?着他回奏。”年羹尧无奈表态,称自己确实是认识到错了,确实是心悦诚服、忠心耿耿,但又彷徨莫措,不知如何改过。雍正帝接到年羹尧这些惶恐悔过的奏折后,显得十分不屑,冷冷批曰:“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尔,如果知恩,何罪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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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年羹尧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权,一旦受到严重的心理刺激,酿成兵变甚至引发全面战争,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雍正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对此皆有忧虑,曾劝谏这位不让人省心的话痨皇帝,发表关于年羹尧的言论,最好留有余地,要有“防闲”之心。不过,权术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帝是不管这一套的,人家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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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宽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做到了团结反年派,特别是让一些“关键少数”站在自己这一边,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并因势利导,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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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史贻直,时任吏部侍郎。他与年羹尧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又受到过年羹尧的举荐,可称同年故旧。雍正帝爱惜史贻直的才干,却也有些许疑虑,就找史贻直谈话,单刀直入发问:“你是年羹尧推荐的人吧?”史贻直当即对答:“推荐臣的是年羹尧,但重用臣的是皇上您啊!”雍正帝听后非常高兴,对史贻直转疑为信,并派他担任钦差,到年羹尧的钱袋子——山西河东盐场——调查年羹尧滥发盐引、贩卖私盐的罪证,成效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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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贻直相比,年羹尧的另一位乡试同年伊都立,更是被雍正帝用为“倒年”的急先锋。伊都立姓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家族背景非常显赫,是康熙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大学士伊桑阿之子、外戚权臣索额图的外孙。伊桑阿家族是满洲汉化进程最早的家族之一,伊桑阿本人十六岁即中进士(伊桑阿参加的顺治年间科举考试,是满汉分试,满人考中进士的难度不大,但在顺治年间就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意识并付诸实践,汉化程度不可谓不高),其子伊都立亦在十三岁的幼稚之龄即中举人,且有诗文集传世。满人贵族子弟以科举入仕,本来前途不可限量,但由于索额图的倒台,伊都立在康熙年间的仕途并不顺利,到康熙皇帝去世时,仅任职五品的内务府郎中。雍正帝即位后,伊都立平步青云,很快升至刑、兵二部侍郎,盖因其既与怡亲王允祥有连襟并兼亲家之谊,又与年羹尧有同年之故。三巨头巴结上了两个,能不发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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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提到,年羹尧特别看重科举同年,与伊都立的私交也不错。雍正帝为麻痹年羹尧,即任命名义上与年羹尧交好,实际是自家亲信的伊都立为山西巡抚,在川陕与京畿之间树立一道重要的防御屏障。伊都立上任后,雍正帝一面命他全面掌握山西各军事重镇如太原、大同等地的兵权,并接管山陕两省的财源重地——河东盐场;一面要求他继续做出和年羹尧同年故交的友好姿态,与其书信不断。雍正帝甚至亲自指导伊都立要用怎样的词汇吹捧年羹尧的功劳,使其放下戒心,任由老同学在自家门前大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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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被“放风”的对象都能如雍正帝所想的那样知情识趣。年党重要成员、雍正初年的直隶总督李维钧在接到雍正帝亲自发来的“倒年”信号后,就采取“阳为参劾,阴图开脱”的态度,试图“蒙混过关”。李维钧是浙江嘉兴人,由贡生入仕,并非科甲正途,前程也谈不上特别光明。雍正改元之初,他在直隶担任分守道,但因为与年羹尧交厚,雍正元年二月即升任直隶巡抚。雍正二年十月,随着直隶的最高长官改抚为督,他又顺势升任“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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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钧巴结年羹尧,采取的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手段:让自己的小妾拜年羹尧的管家魏之耀为义父,然后将这个妾扶为继室、主持家政,那么他顺理成章也就成了魏之耀的女婿。以封疆大臣之尊而为年氏家奴之婿,在当时的官场士林中反响很坏。好事秀才们编排了不少李维钧夫妇的段子、打油诗,题于保定城内的酒肆茶楼,一时间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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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督拍马屁的法子虽然直接得令人难以接受,但论为官行政,他也堪称是个有魄力有眼光的能吏。雍正初年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全面施行“摊丁入地”,就是由他建议并迅速推广的。因为这一建议,李维钧得罪了不少田连阡陌的豪族权贵,感到十分孤立。雍正帝曾命他与怡亲王允祥联络,作为靠山。但李维钧没有照做,而是越发与年羹尧交厚,凭着这个大靠山给自己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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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李维钧的才干十分看重,曾称赞说:如果天下督抚都像李维钧这样,那么吏治民生就都不用朕发愁了。是以虽然知道他是年氏死党,但在“倒年”的过程中,仍然很希望把他拉出年羹尧阵营,为己所用。将雍正帝提醒大臣们与年羹尧保持距离的朱批按时间排序,就可以发现,他第一个提醒的人就是李维钧。雍正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少疑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有人奏尔馈送年羹尧礼物过厚,又觅二女子相赠之说”。皇帝发了这样的话,作为“年党”的重要人物,李维钧不敢不有所表态。雍正三年初,李维钧三上弹章,揭发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又说年心迹悖逆,“负恩估恶,隐而弥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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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雍正帝之精明,马上意识到,李维钧光扣大帽子却避开年羹尧的具体行事而不谈,其实是“阳为参劾,阴图开脱”。雍正帝在朱批中正告李维钧,“如欲尽释朕疑,须挺身与年羹尧做对,尽情攻讦,暴其奸迹与天下人尽知,使年羹尧恨尔如仇,则不辩自明矣”“为年羹尧,尔将来恐不能保全首领也”。一个当皇帝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可以的。即便如此,李维钧仍然没有断绝与年羹尧的关系——用雍正帝的话说,叫作“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督李维钧之使者。”雍正三年七月,李维钧因为替年羹尧藏匿财产,及本人的贪污、渎职等罪,被奉旨逮问、革职抄家,在天津赔修仓廒,工程完竣后拟斩监候,不久就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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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改造川陕军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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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年”的前两个阶段,除了在外围排兵布阵,解决“官心向背”问题外,雍正帝还本着文武有别的原则,对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川陕甘三省着力进行清洗。首先,对于川陕集团的武将,特别是重要武将,雍正帝不遗余力,一定要拉拢过来。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年羹尧集团的头号大将——奋威将军岳钟琪。岳钟琪是岳飞后裔,其家族入清后世代为将,父亲岳升龙曾在康熙亲征准噶尔的战役中以三百骑护送粮草,立下大功,后常年担任四川提督,在四川军伍内威望极高。岳升龙晚年因为亏空钱粮难以偿还而遭罢官,幸有新任四川巡抚年羹尧为之说情、赔偿,才免了牢狱之灾,年、岳两家也因此结为通家之好。岳钟琪虽具军事天才,但少年学文,还以捐纳的方式获得了同知(知府的副职)一职,后经年羹尧劝说,改任武职,子承父业。他在康熙末年的入藏战争中,带领一支偏师,从云南突袭,率先抵达拉萨,立下大功,三十几岁年纪就担任了四川提督。雍正初年他又随年羹尧平叛青海,受封三等公,所封爵位之高在清代的汉人功臣中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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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虽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将领,且以师生相视,但他少年得志、立功心切,颇肯自作主张。平叛青海之初,即自上奏折,要求皇帝准许自己便宜行事,不必在军事行动中和年羹尧保持同步。雍正帝抓住岳钟琪这一性格特点,对“离间”年、岳关系很有信心。青海平叛结束后,岳钟琪留前方做军事善后工作。雍正立意“倒年”之后,即向从未谋面的岳钟琪透露了这一意图,并对其百般抚慰,保证他不但不会受到年羹尧连累,还将接替年羹尧担任川陕总督,并作为日后进军准噶尔的三军统帅。为了帮助岳钟琪与年羹尧顺利划清界限,使其不必承担背叛恩师的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雍正帝甚至公开颠倒黑白,声称岳钟琪之父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年、岳二人有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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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深知,除非随年羹尧起兵造反,否则,自己身为年羹尧集团最核心成员,且是掌握兵权的汉人大将,不接受皇帝的利诱、不明确表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一旦年羹尧倒台,只有必死之一路。雍正三年四月,一道圣旨传来:免去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调任杭州将军,川陕总督一职由甘肃巡抚岳钟琪代为署理。雍正帝在朱批中对岳钟琪不吝赞美,称:“卿乃旷代奇才,国家栋梁大器,朕虽未见卿之面,中外舆论、一路次第来历、章奏、办理事件所效之力,明明设在目前,朕实知卿之居心立志也,朕实庆喜。”“陕省吏治废弛日久,兼之用兵十有余年,地方疲敝已极,总督一任非当代人物如卿者不能料理就绪,今陕甘惟卿是赖。”至此,内心激烈斗争了几个月的岳钟琪终于下定决心抛弃恩师,从西宁赶赴西安交接这方从未由汉人掌管的川陕总督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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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位从未谋面的汉人总督岳钟琪,雍正皇帝终究也留了一手,在他升任川陕总督的同时,下令将他的奋威将军印与年羹尧的抚远大将军印一并收缴,送回北京。至此,川陕地区的军政结构由战争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雍正帝终于可以大松一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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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岳钟琪为代表的武将外,陕甘川三省的文官也多出自年羹尧的举荐。雍正元年,皇帝任命范时捷为陕西巡抚。范时捷是汉军镶黄旗人,清朝开国谋臣范文程之孙,根正苗红的八旗勋贵。年、范二人早年相识,康熙末年,范时捷在甘肃任提督,与年羹尧的工作多有交集,关系也比较融洽。雍正帝即位后,年羹尧极力推荐范时捷,称他能在允禵的淫威下守正不阿,屡经挫辱未尝改移。雍正帝听从年羹尧的建议,任命范时捷为陕西巡抚,令其听从年羹尧吩咐办事。范时捷倒也听话,自任陕抚之后,不但政事上唯年羹尧之命是从,礼仪上也极为尊敬,甚至有“跪迎”之举,俨然以恩主待之。范时捷毕竟是豪门公子,单论家世,要比年羹尧强上许多,同城督抚,如此做小伏低,心中未必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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