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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在这个时间点上,以一件“奇事”伪托天意,并单单告知“倒年先锋官”蔡珽,我想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对于年羹尧的处理,他此前尚有犹豫不决之意,此时则下定决心。如果下定决心的理由不便为外人道,那么托词天意,就是最省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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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年羹尧必死的“天意”告知蔡珽,是给这位倒年大将吃一颗定心丸,鼓励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倒年工作中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毕竟,年羹尧此际虽然落魄已极,但年纪只有四十几岁,亲妹妹、亲外甥还是皇帝最宠爱的贵妃、幼子,只要一时不死,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到那个时候,只怕蔡大人哭都没处哭去。而蔡珽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心存疑虑,现下对皇帝的效忠也要打不少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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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雍正帝一定要将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兵权、剥离了党羽,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年羹尧置于死地,甚至不惜承担诛杀功臣的恶名呢?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年贵妃所生的皇子福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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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在康熙末年储位大战中乱中取胜的雍正帝吸取乃父在立太子问题上的惨痛教训,上台近半年,就召集满汉文武大臣,谈及储位之事。他说:皇考选择朕躬继承皇位,是“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皇考在世时,对储位一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我的福泽、能力那是远远没办法和皇考比的,所以我的儿子们虽然都很年幼,立储是必须慎重的大事,不应该现在举行,但“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实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这番话说完后,他命人将一个密封好的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至于匣中放置何物、书写的是什么内容,都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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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雍正帝存世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弘时素为其父所不喜,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活动,昭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意义更大于确立储君的意义。而在皇帝本人掌握了立储的全部主动权后,“易储”与否,也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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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提到,在四位皇子中,福惠虽然年纪最小,但其母地位最高,他本人最受雍正帝喜爱,在一些事情上享受的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另外,雍正帝非常乐意培养福惠与自己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的关系,曾放心地让只有三岁的福惠跟随怡亲王赴木兰围场秋猎,并将此事仔仔细细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年羹尧。允祥比雍正帝小八岁,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但考虑到年龄差距较大,雍正帝仍然认为他应当比自己活得更久,可以托付后事。允祥去世后,他曾毫不避讳地将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如传旨在廷王公大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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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年齿小朕八岁,不但赖王赞襄朕躬,且望王辅弼于将来,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业,使我国家受无疆之福,此实朕之本怀,岂料王竟舍朕而长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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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说这段话时,未来的乾隆皇帝已经二十出头,是成年人了,显然,他对乃父安排“周公”的初衷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于是,乾隆年间编纂的雍正《实录》虽然收录了这道长篇上谕,却将此段文字删去,目前只能在更原始的雍正《上谕档》和《起居注》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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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允祥死后,正在生重病的雍正帝还写信给另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重臣云贵总督鄂尔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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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料怡亲王贤弟仙逝,朕从前意望,凡朕生前身后、朝廷内外、大纲节目,得王一人,朕实心神俱为之安悦,毫无疑顾。今不幸朕弟舍我仙逝,朕之悲悼思痛且不必言,朕向日之所望一旦失矣,实如失倚护,方寸乱矣,心忐忑矣……若求独立不倚、心如金石者,朕八年来观内外诸王大臣官员中,惟怡亲王与卿也。今王遐举矣,卿观朕此旨,而不时加珍重,则负朕处不可言于也。皇子皆中庸之资,朕弟侄辈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诚上天列祖皇考早鉴之矣。朝廷苦不得贤良硕辅,书至此,卿自体朕之苦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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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雍正帝膝下只剩弘历、弘昼两位皇子。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允祥的去世对雍正帝的打击之大,盖因“皇子皆中庸之资,弟侄辈乏卓越之才”,而他“生前身后、朝廷内外、大纲节目”能够托付有人的愿望随着允祥的死而全部落空,下面就只能求助于鄂尔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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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允祥有这样的信任和期望,那么安排某位皇子与这位“准周公”叔父刻意亲近,当然是个很好的征兆。不过,由于福惠年龄实在太小,个人资质难以展现,笔者想以雍正帝的政治素质,也不会因为私情私爱而贸然确定幼子为储君,但是积极培养,给予机会,还是有很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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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福惠的亲舅舅年大将军出问题了,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最最严重的、能够挑战皇权的大问题。年羹尧与雍正帝差不多是同龄人,此时不一鼓作气让其蛋白质形式消失,日后谁熬得过谁,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现实中存在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年羹尧虽然被一时剥夺了权柄,但仍然正常生活,而年龄相仿的雍正帝死在年羹尧前面,又以福惠为储君。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很可能以皇帝亲舅的身份寻机重返朝堂,年轻的新君能否控制住曾经军权在握的国舅就不好说了。一旦念思及于此,不仅雍正帝要下定决心斩草除根,此次参与倒年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极力鼓动皇帝置年于死地,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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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大罪九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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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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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羹尧谨奏。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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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没有朱批,雍正帝看后有何观感,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皇帝示意下的举朝倒年活动并没有因此放慢了脚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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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王朝或者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种看似更讲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善于给人定罪。化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理论,可称为用数目字管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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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是宋朝的重要国策,且被执行得比较彻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气温和,让大臣拿话挤对到墙角了,也没什么办法,不但杀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远远打发出去,还挡不住他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以此名垂青史,备受后人的同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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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宋朝皇帝的谦谦君子风度,明朝皇帝显得比较粗鲁,自己行事不靠谱,想一出是一出不说,还一言不合就打官员板子。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等消炎药物,挨打的人就算当场没有被打死,如果伤口感染治疗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皇帝粗鲁有粗鲁的“好处”,他打人是因为一事而打、兴起而打。他打了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蛮横的、歇斯底里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诚的、坚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获得社会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变得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有明一代广大士大夫前赴后继、冒着风险争相“找打”,挨打之后,得仁得义、成贤成圣,不论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只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义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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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按道理,民族初兴、政权肇基的阶段,也谈不上什么规范的礼乐刑政,滥刑酷法是比较多见的。但很奇怪,至少从皇太极当政时期起,满洲统治者就有用数目字管理罪犯的习惯。比如皇太极在压制昆仲、独揽君权的过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状共十六条。阿敏获罪是在天聪四年(1630),当时的后金王朝还没有引进明朝的六部制度,自然既没有专门主管量刑定罪的刑部,也没有成体系的律例法典作为量刑依据。而皇太极和他的执政团队居然能想到量化政敌的罪名,让自己的决策看起来有理有据,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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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入关后,在学习明朝法律制度,特别是问刑程序的基础上,继承了本民族这种细致罗列罪状的传统,其获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鳌拜获罪三十款、和珅获罪二十款等等。不过,要说把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的,那还当推雍正皇帝为首。雍正年间的大人物获罪,其定罪之精细超过其他时代,如隆科多获罪四十一款,廉亲王允禩获罪四十款,贝子允禟获罪二十八款,贝勒延信获罪二十款等等。当然,其他人罪状再多,也多不过年羹尧去。年羹尧这九十二款大罪,单从条数上看,足可称古今罪人第一,说不定还能打破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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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麻烦、喜欢给人几十条几十条地罗织罪名,这体现了以雍正帝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样的特点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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