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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致力于撺掇“年党”核心人士揭发批判年羹尧的雍正帝，最终接受了年希尧的这一请求，避免了一场违背儒家价值观的伦常之变。在年案定罪的最后关头，雍正帝针对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发布上谕说：“年羹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而向来视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属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职，宽免其罪。”不过，这种革职只是临时做做样子，年希尧很快实现了再就业，被特别了解雍正帝心意的怡亲王允祥“收留”，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与允祥负责的养心殿造办处合作，研制开发享誉中外的雍正瓷。雍正五年（1727），年遐龄病故，雍正帝下旨以其原有的官品礼葬，彻底恢复名誉。以上种种，显示出雍正帝在对年羹尧痛下杀手的同时，对待年氏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尽量避免打击范围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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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厚待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应与他对年贵妃的感情有一定关系。贵妃是年遐龄幼女，亦与父亲、长兄性格相类，为人温和小心，从不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夏仁虎热衷于清宫掌故，曾作《清宫词》，记述清代宫廷故事。其选材多有所本，如《实录》《宫中现行则例》及内廷大臣的文集、笔记等等，非一般的野记稗史可比。雍正朝部分共九首，其中第三首提到了年贵妃，诗云：“六宫总摄被玄纁，天后銮仪一半分。敦肃独全终始礼，家书不发大将军。”后有小注：“清宫制，后以下皇贵妃最尊，可总摄六宫事，即副后也。宪宗（应为世宗宪皇帝）敦肃皇贵妃，年遐龄女，大将军年羹尧妹，最谨慎，偶有家书，必先呈御览，故得全始终礼。”诗中描述的情形，基本可以反映年贵妃的生活状况和行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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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后，十年时间生育了三子一女，但大多夭折，到雍正三年时，仅余一子，名福惠，年五岁。雍正帝的嫡子早亡，雍正初年在世皇子都是庶出，共四人，其中长子弘时是齐妃李氏所生，素不为其所喜。雍正四年，皇帝以弘时少年放纵、行事不谨为由，将这位长子过继给自己的死对头允禩为子，并很快随允禩一起被开除宗籍、贬为庶人。一年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弘时就郁郁而终了。雍正帝在子嗣不振的情况下，以含糊的理由对唯一成年的长子痛下狠手（他的次子弘历此时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婚，不能算作成年），背景十分可疑。目前仅知，弘时曾向年羹尧索贿一万两白银，在年案爆发后被揭发出来，至于其他放纵不谨之事尚不得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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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时之下有皇子弘历、弘昼，二人年纪相仿，都是雍亲王藩邸没有“编制”的妾所生。不过，弘历生母钮祜禄氏是满洲正身旗人之女，弘昼生母耿氏是镶白旗包衣辛者库人之女，所以在雍正即位时，前者被封为熹妃、后者被封为裕嫔，拉开了档次。雍正年间，皇帝对弘历、弘昼二人的态度、待遇，始终不分轩轾，尽量不给人厚此薄彼、有所偏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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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时等三人相比，福惠不但生母地位更高、母家势力更大，本人也更受到乃父宠爱，一直被雍正帝带在身边培养。无论朝鲜使臣还是清宫西洋传教士，都观察到了雍正帝对福惠的特殊宠爱，朝鲜人甚至将其视为储君人选。对于福惠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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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大部头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首次刻印的《集成》按用纸的不同分为两个档次，高级的是棉纸书，共十九部；差一些的是竹纸书，共四十五部。十九部棉纸书中一部供奉寿皇殿，九部收藏在乾清宫，其余九部则分别赏赐给了雍正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包括：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惠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四十五部竹纸书中三十部收藏宫中，十五部分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包括：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康熙帝幼子）、元寿阿哥（弘历）、天申阿哥（弘昼）、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年仅八岁的福惠是当朝皇子中唯一获赐棉纸书者，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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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九月，八岁的福惠夭折了，雍正帝极为悲痛。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公主如果幼年夭折，丧葬礼仪都是很简略的。这让爱子心切的雍正帝难以释怀，他特意下旨，以亲王之礼为八岁稚子办理丧事。两年后，怡亲王允祥病逝，雍正帝在怀念贤弟的上谕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即如从前八阿哥之事，彼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为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矣。岂知朕衷自有主见，安肯效庸众之人为无益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节，可以即时摆脱，不使萦绕于怀，而怡亲王之事，则有不同者……”这里面提到的八阿哥，就是福惠。所谓“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的说法，虽然被批判为“奸邪小人之意”，但福惠的死让雍正帝痛苦难当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失态，应是事实无疑。福惠八岁夭亡，能表现出的个人资质非常有限，而居然能够得到雍正帝如此地宠爱，其中必然有推母氏之恩的意味。可见雍正帝虽然整体上对后宫生活比较淡漠，男女情爱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帝王生涯中占据非常次要的位置，但对于年贵妃母子，他还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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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妃体质虚弱，生育频繁，子女连续夭折。雍正帝即位时，她正在怀孕初期，因为大丧期间过于劳累，在怀孕七个月时小产。但仅仅一个月后，雍正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太后去世，如欲力疾尽礼，想必又受累不少。此时的年贵妃虽然只有三十岁左右，但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已经不大好了，应付繁复的宫廷礼仪感到力不从心。雍正初年，她虽然身居高位、圣眷优隆，在内有子傍身，在外有炙手可热的家族，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兄长，但对一个读书知史、性情谨慎的女子来说，恐怕也难免有忧谗畏讥的焦虑。所谓“家书不发大将军”，就具有强烈的表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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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雍正三年开始，形势陡转，年氏家族突然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年的十月，年羹尧已经关押刑部大牢，年遐龄、年希尧等人也前途未卜。年贵妃即便居住深宫，无法全面了解娘家成员的境况，但如此泼天大案，各种只言片语、小道消息，大约也会源源不断传入她的耳朵，加剧她的痛苦忧虑。在这种时候，哪怕皇帝完全没有迁怒她的意思，二人的相处也会变得尴尬无比。哪怕电视剧里表现的那些猥琐丑陋的宫廷斗争情节完全不存在，她的身心处境也已经足够艰难，本来一个多愁多病身，自然越发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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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永宪录》记载，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贵妃本应随皇帝回到紫禁城（准备到景陵进行祭祀活动），但因为“不怿”，即病情严重不愈而留在了圆明园。十五日，皇帝下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二十三日，年贵妃病逝于圆明园，雍正帝下旨辍朝五日，赐谥“敦肃”，丧礼按照皇贵妃的高规格进行。治丧期间，礼部官员因为备办皇贵妃仪仗草率出错，都受到了点名批评，并给予相应处分。另外，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治丧期间，雍正帝唯一在朝的亲哥哥、诚亲王允祉因为“迟到早散，无哀泣之色”而遭严谴。在痛陈允祉的罪状时，雍正帝又让大臣们翻出陈芝麻烂谷子，提道：“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此其恶逆之罪一也。”这样的处理昭示着雍正帝的心态：我痛恨年羹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皇贵妃的态度与评价，如果其他人胡乱逢迎或是别有用心而对她有所轻慢，我是绝不能够允许的，甚至可以记恨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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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雍正帝这样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来说，年贵妃的死或许让他一度伤情、愧疚，但丝毫不能阻止他的“倒年”活动，甚至可能起到了加速作用——让这件事尽快有个了结吧，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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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虎入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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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雍正帝到底想不想置年羹尧于死地呢？按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不想的，在某一段时间内甚至“宽意已定”。但是一件突发的“从古罕闻之事”改变了他的看法，让他对年羹尧“正法意决矣”。这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看雍正帝自己的叙述。他在朱批上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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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奇事！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来齐化门外土城关内地方，报知提督，带新满洲，虎已出城外河内苇草中。新满洲到已晚，伊等周围执枪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从东便门上城，直从城上到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并未伤一人，立入年羹尧家，上房。至天明，新满洲、九门等至其家，放鸟枪；虎跳下房，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彰明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朕元年得一梦景，不知可向你言过否？白日未得一点暇，将二鼓，灯下书，字不成字，莫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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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雍正帝自己的叙述，在雍正三年下半年的某月初三，北京城发生了奇异事件。在这一天，一只不知来自何方的老虎，云游到了朝阳门外。要知道，朝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东门，门外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朝阳门在元朝时叫齐化门，明清时期是漕粮进京的必经之路，故民间又称为“奇货门”，其繁华富庶、人烟辐辏，大概与今天的上海外滩、北京金融街相类。就算当年东北虎还不是濒危动物，还时常出现在北京西北部山区，但跑到人口如此密集的朝阳门，一路还无人发觉报官、组织围捕，也够奇怪了吧？后面还有更奇怪的。那就是百姓发现老虎后，向步军统领衙门报告。步军统领衙门长官高度重视，亲自率领在野外围猎时职业杀虎的新满洲兵丁赶到现场。不过，此时的老虎像游击战士一般，已经完成隐蔽工作，藏身城外河内芦苇丛中，成功躲过追捕。步军衙门的广大官兵也没有办法，只好包围了老虎藏身区域，持枪举火，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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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料到这只老虎忒是智勇双全，白天在芦苇荡安营扎寨，到了晚上，趁着夜色，一跃突出包围圈，向南奔去，取道东便门，蹿上城墙。清代的东便门台城连上城楼高达十二米，足见该虎身体之矫健。老虎深更半夜在城墙上一路南行，从东便门溜达到了前门，随后由马道下城，像开了导航定位一样，直入年羹尧家中。且一路上人挡闪人，佛挡闪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老虎来到年家后，既不吃人，也不伤畜，只是蹿上房顶，生生待了半宿。次日天明，步军衙门官兵闻讯来到年羹尧家，向房顶上的老虎鸣鸟枪示警。老虎从房顶上跳下，跑到年遐龄居住的后花园内。步军衙门官兵一拥而上，终于用枪把老虎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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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比全程跟拍视频还全须全尾、有鼻子有眼的故事，见于雍正帝与直隶总督蔡珽的奏折聊天记录。故事讲完后，雍正帝向“倒年先锋官”蔡珽大发感慨，惊叹：“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彰明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感慨发过之后，又加了一句很蹊跷的话：“朕元年得一梦景，不知可向你言过否？”所谓元年梦景，蔡珽在回复的奏折中有所解释，是说雍正帝在元年时就有梦虎之事，并曾对自己提起。至于梦见老虎做什么，怀疑是什么征兆，则没有细说。不过当时民间传言，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那么不论是皇帝元年梦的虎，还是这次被打死的虎，自然都是年羹尧的象征了。蔡珽奏折还显示，讲完故事、发完感慨的雍正帝轻松愉悦，又老朋友闲话般来了一句：“白日未得一点暇，将二鼓，灯下书，字不成字，莫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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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蔡珽的这份奏折属于折、封分家的情况，即：上奏的日期写在了封面上而非奏折内，后来封面遗失了，这件奏折就被归于“无日期奏折”，难以确定书写和批复时间。我们只能通过蔡珽署理直隶总督的时间，判断这件事发生在雍正三年阴历九、十、十一、十二月，这四个月中的某个初三。再结合具体描述，想想北京隆冬腊月，河面冰封，老虎要是还能藏在芦苇荡里，这瞎话未免编得太不圆满，于是我们出于对雍正皇帝智力水平的信任，可以把事发时间限制在阴历九月初三或十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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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蔡珽奏折外，雍正年间的权威文献、档案，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谕档》，以及涉事大臣如步军统领等人的奏折内均未见关于此事的记载。反而到了乾隆年间，一个名叫萧奭的扬州小文人在他的笔记《永宪录》中提到了这件事。萧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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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十月）戊辰（初四），野虎入年羹尧家。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今称西交民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上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将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将虎仍还伊家。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烟稠密，环卫森严，竟无人见虎所由来，亦非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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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宪录》的取材据萧奭自己说是朝廷的“诏旨”，实际上源头颇杂，也有不少道听途说和自行拼凑的内容。像这条记载，就和雍正帝本人的说法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比如老虎到底是由东便门上城还是由西便门上城，沿途伤人与否，杀虎的武装人员到底来自哪个衙门等等。不过，《永宪录》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虎入年家”事件的确切月份，即雍正三年十月初。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正是当年立冬之日，北京河面尚在封与未封之际，大概还是可以给老虎提供芦苇荡藏身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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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雍正帝一点大事小情就要满世界发布消息的一贯作风，这样情节玄幻、象征意义重大的“从古罕闻之事”，只对蔡珽一个人当笑话随便说说，似乎不大像他的风格。另外，如果确有老虎进城，甚至老虎“自带导航”进入年家之事，北京城内不说全城震动，至少民间也要议论纷纷、广为流布，那么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纪昀、袁枚、昭梿这类八卦圣手的笔去。可就是这么一件大奇事，不但当时没刷上头条，事后也不见高手编排，只是被名不见经传的萧奭记录下来，且来源很可能也只是刊本《朱批谕旨》中被删改过的蔡珽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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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原因，笔者大胆推测，发生在雍正三年初冬的这件“虎入年家”奇闻，并非事实，而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普通事件。所谓被夸大的，就是说本来存在一个并不那么“奇”的事实：比如一只来自北京西北山区，或是京郊皇家动物园中的老虎确实稀里糊涂地溜达到了北京城区周边，但并未进城，更未“自带导航”进入年家；也可能是某日年家确实进入了一只体型庞大的猫科动物，譬如狸猫，而被夸张成老虎等等，于是凭空产生的谣言。而谣言的源头并非旁人，就是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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