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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内剥夺年羹尧的兵权，让已经有一定割据倾向的川陕军政集团平稳“回归”皇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激起许多人都担心的兵变。第二，尽量缩小范围、实现精确打击。对于年羹尧关系网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买剥离的方式，使其不至于一损俱损；对于其中特别优异者，还能推诚重用，爱才之心昭然可见；而对于年氏家族的无关成员，更是极力加以保护。第三，雍正三年，在“倒年”进行过程中，雍正帝同时向以其亲兄弟允禩、允禵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层贵族发起总攻，并开始着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国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多点出击而令所有的对手毫无还击之力，他不愧是政治斗争史上的超级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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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倒年”活动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阴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诬陷等等，甚至他赞美、收买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语”，从最后的结果看，也让人毛骨悚然，绝非君子待人之道。笔者想，读过本书的读者，愿意交他这样的朋友，或者愿意和他这样的上司共事的，恐怕是没有几位了，除非你运气绝佳，有允祥和鄂尔泰那样的特质。当然，今天的学者或者历史爱好者能看到原始的清宫档案，是极其偶然的历史机缘，是雍正帝始料未及的。他原本也以为，自己展现给时人和后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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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款大罪既定，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仅四十六岁的年羹尧死期至矣。那一天，雍正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其死刑。上谕开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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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汝父兄及汝子并汝阖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汝扪心自思，朕之恩尚忍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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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强调年羹尧是辜负君恩，连掩饰也懒得掩饰的古往今来第一人渣；随后又历数了他一些九十二款大罪中尚未提到的罪状，如在对罗卜藏丹津的作战中该前进的时候羁迟，该谨慎的时候冒进，该直行的时候绕远，该迂回的时候抄近，总之是视国家军务为儿戏，以此陷害阿喇纳、富宁安、岳钟琪、蔡珽等领兵、督粮大臣（然而最终不是打赢了吗……）。又如处理战争善后，奏定的十三条章程，在不该建城处建城，不该屯兵处屯兵，所作所为，无一处有益于地方（然而善后十三条是年羹尧上奏后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通过，由皇帝亲自批准的）。如此种种，还有很多残杀无辜、颠倒军政的大罪没有来得及放在这九十二条中讨论。最后，雍正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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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泪坠。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尔之悖逆不臣至此，朕枉法宽宥，则何以张国法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即尔苟活人世，自思负恩悖逆至此，尚可以对天地鬼神，与世人相见乎？今宽尔殊死之罪，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大凡狂悖之人，生前执迷，死后或当醒悟。若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为永坠地狱者，虽历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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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你的罪孽如此深重，九十二条里光够得上死罪的就有三十多条，朕如果还不杀你，就是徇情枉法；即便像现在这样，只让你自裁了事，又免除你父兄子孙叔伯等近亲的死罪，已经是皇恩浩荡、格外保全了。你如果还稍微有点人性，就是在黄泉路上也要感恩戴德、悔罪自新。如果稍有怨念不服，那么按照佛家的说法，你就算坠入地狱，永世不得重生，也无法消除自己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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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雄杰的年羹尧，就是在这段“死了也要爱，怨念会让你没有彼岸”的强硬超度声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他被皇帝“赐自尽”，至于具体的死法，即是鸩酒抑或金刃、白绫，则未见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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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年羹尧这九十二条大罪，到底虚实如何，有什么可以深挖的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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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虚虚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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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雍正朝刑部的分类体现的是当时的官方归罪逻辑，和我们今天的思维不太一样，增加了理解难度。笔者在此将这些罪状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再加以分析，想必读者看起来会更明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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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十二款罪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问题、人事问题、经济问题、领导责任问题四大类。政治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是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比如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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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一道人是个有异能的道士，邹鲁是游方术士，以看相占卜为业，两人都是年羹尧幕下之客。在清代，督抚大臣自掏腰包幕下养士是普遍现象，年羹尧开府几十年，财大气粗，多养几个帮忙或是帮闲的各色人等，本来不是问题。不过，养一些会占卜看天相的“异人”，和一般的养士可不一样，很容易被视为有蛊惑人心、颠覆政权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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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年”进行到关键阶段时，术士邹鲁被捕。提到刑部后，他供称在西宁年幕中时，年羹尧曾给自己看过一些图谶碑记，又口出狂言，说他这辈子封王还不止，“到分九鼎之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只有老父子孙在京，甚是挂念”，摆明了是要造反的话。还有一次，年羹尧半夜叫来邹鲁，让他看自己房顶上冒出的白气，说是“王气”；又说自己在陕西有大炮三千、甲胄枪箭俱是现成，让邹鲁、静一道人等算一算哪天（起兵）吉利等等。此等言论如果坐实，谋反大逆那是板上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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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合年羹尧和其子年富的口供来看，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严重。静一道人、邹鲁二位，确实是年羹尧门下之士，且主要从事看相算命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年羹尧曾答应为邹鲁出资购买房屋、捐买官职，但没有兑现。为此，邹鲁与年羹尧当面反目，进京找到年羹尧之子年富，以其父曾对自己说过谋逆言论为由，向年富讹诈白银数万两。可大家想一想，如果年羹尧确实与邹鲁等人说过非常露骨的谋反言论，一旦反目，必然要对其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杀人灭口，怎么能任由他满世界乱跑，甚至跑到北京城要挟自己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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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年羹尧和术士异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并没有隐瞒雍正帝。他在给刑部的口供中说，自己于雍正二年底进京时，曾劝阻雍正帝下一年的二月不要到东陵拜谒；另外雍正三年四月间天下会发生一些事情，请皇帝小心留意。他甚至将天旱求雨，目睹白气升空的事也和雍正帝口头说过。当然，在口供中，年羹尧痛心疾首，认识到自己这样“信口胡言”是极端错误的，是疾病缠绵、心神恍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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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翻看雍正年间奏折档案时还看到过这样一个记载：山东巡抚黄炳曾在雍正元年五月上过一道密折，提及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向他致函，说皇上闻知你们山东安丘县有一个叫范英的秀才，是奇人异士，让我转告你将范秀才密送进京，带到怡亲王府上。黄炳是个年轻官员，做事认真得很，巴巴跑去调查了范英的背景后上了个奏折说：据臣了解，这个范英背景复杂，曾经涉嫌参与武装倒卖私盐，皇上您看这么不本分的人，真的让我送到怡亲王府上去吗？然而黄炳没有想清楚，皇帝是新登基的皇帝，跟内外文武人头不熟，这种暗地里捣鼓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哪好意思同你个寻常督抚直说？所以绕个大弯子，让自己的大舅子川陕总督向你山东巡抚转达圣意，你好好地把人送到北京就是，咋还冒冒失失和皇帝挑明了呢？面对不开窍的黄炳，雍正帝也没有办法，只好表扬他背景调查做得对极了，不过此人是好是坏、能与不能，也要朕亲自试一试才知道，你还是火速把他秘密送到怡亲王府上去，甚密！甚密！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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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年羹尧就曾“奉旨”与异人交往。康熙六十年，年羹尧从四川到热河觐见康熙帝，后又从热河前往北京；离开热河前，康熙帝交代他到北京找一精于命理的术士罗瞎子推算八字。此时的年羹尧倒还谨慎，上奏说：“臣到京后，闻知（罗瞎子）其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至于进入雍正朝后，在结交奇人异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问题上，雍正帝与年羹尧更是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并不是年羹尧偷着摸着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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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针对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这第一条泼天大罪，雍正帝并没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笔者一家之见，雍正帝虽然做了防止年羹尧谋反兵变的准备，但他从心底并不相信年羹尧会蓄谋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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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古代叫僭越，用现在的话叫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二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接到圣旨不宣读张挂，寄发奏折时不按照一定的礼仪规格“拜发”，而是像寻常寄信一样在官署内室交人发出；从自己到儿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级别标准乱穿衣服、装修时随意使用龙的图案；架子大得离谱，用皇家侍卫充当仪仗队，让巡抚一级的高官下跪，对其他督抚行文直呼其名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众目睽睽，一揭发一个准，所以数量最多。另外，这类问题虽然危害性并不如谋反大逆、贪污腐败、滥用职权那样严重，但给人的感受是很直观的，特别是给同僚们的刺激非常强烈。比如陕西巡抚范时捷，本来与年羹尧关系很不错，只是因为与年羹尧官居同城，就被迫给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许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着机会，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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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补服规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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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太保是宫衔加官，类似荣誉称号的性质，与品级相对应，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与品级相对应，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还高不少的待遇；川陕总督是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没有待遇标准，但在职权上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可知在“军兵粮饷”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抚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年羹尧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诸方面，应按照《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战时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事项上，应行使大将军职权；战时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后，应行使川陕总督职权。以上，即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