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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针对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这第一条泼天大罪，雍正帝并没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就笔者一家之见，雍正帝虽然做了防止年羹尧谋反兵变的准备，但他从心底并不相信年羹尧会蓄谋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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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古代叫僭越，用现在的话叫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二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三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接到圣旨不宣读张挂，寄发奏折时不按照一定的礼仪规格“拜发”，而是像寻常寄信一样在官署内室交人发出；从自己到儿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级别标准乱穿衣服、装修时随意使用龙的图案；架子大得离谱，用皇家侍卫充当仪仗队，让巡抚一级的高官下跪，对其他督抚行文直呼其名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众目睽睽，一揭发一个准，所以数量最多。另外，这类问题虽然危害性并不如谋反大逆、贪污腐败、滥用职权那样严重，但给人的感受是很直观的，特别是给同僚们的刺激非常强烈。比如陕西巡抚范时捷，本来与年羹尧关系很不错，只是因为与年羹尧官居同城，就被迫给他下跪，又被他提出接旨不许放炮等苛刻要求，早先必定是敢怒不敢言，好容易逮着机会，揭批奏折便一封封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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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补服规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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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太保是宫衔加官，类似荣誉称号的性质，与品级相对应，享受正一品官待遇；一等公是爵位，与品级相对应，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还高不少的待遇；川陕总督是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没有待遇标准，但在职权上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可知在“军兵粮饷”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抚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年羹尧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诸方面，应按照《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战时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事项上，应行使大将军职权；战时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后，应行使川陕总督职权。以上，即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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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年羹尧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在一切待遇和职权行使事项上“俱循大将军俗例而行”。他的“俗例”是谁呢？就是历代前任——清初领兵诸王，特别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禵。也就是说，他不分战时平时、公爵品官，不论是起居排场还是发号施令，都按照领兵亲王、皇子标准行事。按这样的标准，让巡抚下跪，对督抚直呼其名，还有问题吗？当然，在“恩人”期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问题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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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讲完，我们来说说人事问题。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里的人事问题总结起来是八个字：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者如利用职权，让自己人冒滥军功、伪造资格，混上一官半职；后者如诬陷与其有矛盾的人违纪违法，甚至为了给自己人腾位子，将完全不相干的人参奏免职，所谓“急欲出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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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其词、冒滥军功是古代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舞弊现象，大规模战争环境下尤其普遍，年羹尧军中必然不能例外，能不能被发现只在于查与不查、纠与不纠。另外前文我们提到过，年羹尧特好举荐，且态度强硬，其举荐的官员被单列档册，称为“年选”，这令吏、兵二部怨愤不已。这是他“出事”前就暴露出来的问题，自然也是实情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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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举荐，特别是因军功举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再辩证地看一看。实际上，凡是有军事统帅经历的大臣，普遍勤于“举荐”。毕竟战争是生死一瞬的事情，统帅没有点儿“就算跟人事部门死磕，也得给兄弟们多挣好处”的精神，谁会拼了性命跟你向前冲呢？像年羹尧最敬重的老同学鄂尔泰官居首辅后，也大肆起用自己主持改土归流时的部属，有“偏私乡党”之讥。鄂尔泰是满人，没什么乡党可言，所谓乡党，即是云贵一系的文武官员。而与鄂尔泰同时主持朝政的张廷玉是数十年文学侍从出身，在举荐问题上就极其谨慎小心，生怕担个结党的名声。他的桐城老乡、桐城派三杰之一的刘大櫆想求他举荐尚且不能，反而要去走鄂尔泰的门路。军事活动的特殊性促成了军功集团的形成，进而对承平之下的制度运行造成破坏，这似乎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统帅对于“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年羹尧的肆意程度确乎太高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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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排斥甚至诬陷异己，显然是个比滥荐更严重的问题。可惜，雍正帝为年羹尧安排的诬陷异己的典型案例“捏参程如丝贩卖私盐、杀伤多人”一案，是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这里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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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川陕总督、大将军年羹尧参劾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在担任夔州（今重庆市东北部）知府时诬陷合法商人贩卖私盐，并对路经夔关的商人进行武装抢掠，致死多人。程如丝被革职拿问。雍正三年初，蔡珽案出现反转：本来是被逮捕进京的四川巡抚蔡珽因为揭发年羹尧有功，从阶下之囚一跃成为左都御史。蔡珽随即奏称，自己是程如丝的老上级，对他的为人非常了解，程如丝实乃四川第一好官，因与年羹尧有仇，才被诬参。因为此案涉及多条人命，社会危害极大，如能证明确系诬参，当然可以成为“倒年”活动的重要突破口。是以雍正帝特派新任陕西巡抚石文焯主持复核，雍正三年八月石文焯疏奏“年羹尧四川夔州守程如丝私卖盐觔、贪残凶暴一案，俱数虚事，明系年羹尧捏词妄参”，程如丝无罪释放，恢复四川按察使职务。至此，官方认定年羹尧之于程如丝是陷害忠良、排斥异己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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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认定在年羹尧被赐死仅仅一年多后就被推翻了，原因很简单：“倒年”已是明日黄花，这时候皇帝的主要斗争方向是“倒蔡”，蔡珽的蔡。雍正五年三月，雍正帝发布长篇谕旨，谕旨的开头口气非常谦虚，他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历来顺应人情物理，不肯心存成见。但是政务殷繁，人心险恶，蒙蔽欺妄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一时听信了，就要出现决策错误。不过，如果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不存自护己短的陋见，那么是非很快就能明白，大家也能有所警惕。古来圣贤并不是没有过错，而是不掩己过，朕常常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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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开场白后，雍正帝重提程如丝案，并且将身段放低到尘土里，公然引用“悖谬狂乱，至于此极”的大罪人汪景祺的言论。雍正帝说：我最近翻阅汪景祺的《西征随笔》，看到里面有一条记载叫《程如丝贪横》，所叙程如丝案，与蔡珽当年所奏、石文焯所审大不相同。汪景祺这个人虽然不是东西，但他的言论也不一定“字字皆虚”，既然他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想来也应该是有所依据。国家政事，必须清楚明白，才能“清吏治而肃官方，剖是非而除壅闭”。程如丝一案，现在着刑部侍郎黄炳前往四川，会同川陕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马会伯、湖北巡抚宪德重新审理，审讯时让石文焯和蔡珽二人现场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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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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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丝重贿蔡珽，调补夔州知府。程如丝至夔，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私盐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程如丝悉夺之。私盐船过夔，程如丝遣人籍其盐，私商不服，程如丝集吏人、乡勇、猎户，泛兵几千人往捕治之。鸟枪弓矢竞发，私商与捕人死者枕藉，商人过客毙者无算。蔡珽庇之，不以上闻。湖督杨宗仁受客商呈词，欲入告。程如丝指称是年大将军意，杨督竟寝其事。年公闻之，遂具题参劾，奉旨革职拿问。蔡珽入觐，力言程如丝为天下第一清官，上将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抚石文焯秉公确审，石欲脱程罪，且议复其官，以合上意。呜呼！浙抚黄叔琳以置土豪贺茂芳于死，遂革职问罪，乃知府杀人不计其数而反无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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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意向既然又如此明白，案件的最终结果当然也没有悬念。曾经的“四川第一好官”程如丝再次被定拟死罪，罪行正如狂乱悖谬的汪景祺所描述。雍正五年八月，因为“倒年”而红极一时的蔡珽被抓捕入狱，定罪十八款，其中第十五款即是“收受贪残不法之程如丝银六万六千两，金九百两，贪贿庇奸、怀私保举”。年、蔡两个大人物的罪名里，竟然都有这个程如丝，可以说是十分魔幻现实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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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补服是明清官员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装，因绣有补子而得名，作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别上下”。图表所示为清代高级贵族补子的形状与纹饰。其中以“四团龙补”的样式最为尊贵，须郡王以上方可穿用。除宗室高级贵族外，异姓功臣有蒙赐“四团龙补”之例，是为巨大殊荣，因其体制过重，即便功臣本人亦不敢穿用。年羹尧罪名中有“伊子穿四团补服”一条，是僭越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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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170614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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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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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看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冒销、非法经营等项，一些项目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如曾经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多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多万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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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确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为已经由国家在京畿地区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当地置产，卸任之后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买卖限制较多，土地兼并比较困难。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贪腐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在身居要职时好摆排场、大肆挥霍，但因为置业较少，现任官一旦退职，特别是众多子孙分家之后，经济条件就大幅跳水，一两代内就能陷入贫寒的境地。相比这些听从制度约束的“老实贪官”，年羹尧就显得生财有道。他利用自己亲友、袍泽、故吏遍天下的优势，在各地大量置产经营，如借助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保定周边置有田地三万亩，房屋一千两百多间。因为女儿与衍圣公府缔结婚约，年羹尧又以置办嫁妆为名，在济宁购置良田十九顷。另外，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大权独揽的地位，支持诸子、家奴，以及亲信官绅、商贾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与军需供应、边境贸易相结合，获利之丰厚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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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敛财腐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实，不过，对于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这些严重经济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更深层面，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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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青海一战的军需补给，并非由中央财政直接供给调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尧统筹川陕等四省自筹自支。这一策略的优势是筹措周期短、运输成本低，资源调配机动灵活，可以及时适应战争变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后，政治局势一度紧张，国库里的钱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里没活钱的皇帝实在心里没底。因此，如果能让年羹尧尽可能自负盈亏，而中央少掏钱，那雍正帝真是再乐意不过了。从结果上看，这一招的效果确实明显：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况下，国库存银不降反升，从康熙六十一年的两千七百万两，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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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之对比的是雍正中后期的对准噶尔部战争。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响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打算由西北两路出击，直取伊犁。在这次战争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尧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军事上、人事上都实行分权，而在军需供应上则采取由中央直接筹集军费、调配物资的方式。对准部战争的军需筹备从雍正四年就着手进行，由雍正帝亲自挂帅，他最亲信的三位重臣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直接办理，准备周期达三年之久。三人小组的运作模式，构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处的雏形。对准部战争延续时间较长，且胜负参半，损失颇大，国库存银从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万两直线跳水，至乾隆初年户部仅余银三千四百万两，几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抛开其他因素不计，两次战争的“花钱”模式差别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