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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胡凤翚畏惧自尽，皆汝二人杀之也！胡凤翚亦昏庸之至！便搜隐产，罪亦不至于杀，想伊必有大负朕、难见朕之处，方如此也。胡凤翚生为可怜之人，死为可笑之鬼，朕实骇异之至！尔等可将其事妥当料理，交与他托得的老成家人，尔等亦可差一二人帮送至其家，莫令狼狈。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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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胡凤翚夫妇，雍正帝还是多少念及些香火情分，有怜悯抚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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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八十多岁的年遐龄在短短半年内，连丧次子、两女、一婿、一孙，儿媳及诸孙也离散他处。年迈之人，如何禁得起这样的人伦惨变？雍正五年五月，年遐龄病逝于京师旧宅，享年八十五岁。雍正帝念及旧交，恢复其原有尚书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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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遐龄病故一年多后，雍正六年九月，敦肃皇贵妃年氏在世的唯一亲生儿子、雍正帝爱如珍宝的皇八子福惠也不幸早殇，年仅八岁。雍正帝十分悲痛，命辍朝三日，以亲王礼葬。年家与皇室的关系就此彻底切断，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乾隆帝即位后，推父恩正式追封福慧为怀亲王，陪葬泰陵。乾隆帝又遵照乃父遗嘱，将已经去世十年的敦肃皇贵妃年氏与其父雍正帝及嫡母孝敬宪皇后同穴合葬。不知二人再见于地下，将作何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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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家近亲中结局稍好的是年羹尧长兄年希尧。他在年羹尧被赐死的同时也遭罢官，但几个月后就重任新职，以内务府总管身份出任淮安关监督和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终雍正一朝，君臣关系都比较融洽。乾隆帝上台后，年希尧亦遭劾罢，乾隆三年（1738）病故，享年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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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年氏家族本身外，年羹尧之死，对雍正年间川陕地区的政治格局，乃至清廷经营西北、对准部作战的整体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长久的影响。前文我们提到，雍正帝在处理以年羹尧为首的川陕军政集团过程中，对文官多所打击，其中的重要人物如胡期恒、王景灏、李维钧、金启勋、刘世奇、宋师曾、葛继孔、魏之耀、桑成鼎等均遭重处。而对于川陕集团的武将，雍正帝则在“倒年”中极力拉拢，至少也是温和以待。除对头号武将岳钟琪委以重任，令其接任川陕总督外，其余重要将领如吴正安、黄喜林、周瑛、纪成斌、宋可进等，或有所升奖，或原地不动，基本维持原班人马。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稳定人心，避免武将们人人自危，彻底倒向年羹尧；更重要的是他在轻松获得青海大捷之后，对清廷的军事实力信心倍增，准备继承乃父遗志，征伐西北强敌准噶尔部。既然有这样的打算，保持西北军事班底的基本稳定，使骨干兵将尽量少受年羹尧案的影响，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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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安定人心一时不动，并不代表这些与年羹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汉人武将可以真正获得雍正帝的信任，这其中也包括岳钟琪本人。于是，在“后年羹尧时代”，雍正帝在西北的人事部署上做法极端而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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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力排众议，任用年方四十，不但是汉人，还是“抗金英雄”岳飞后人的岳钟琪执掌重兵、经营川陕、遥控青藏。在此期间，朝野不断传出岳钟琪不可信、岳钟琪要造反的言论。甚至在雍正六年，也确实出现了湖南秀才曾静派学生张熙前往西安面见岳钟琪，力陈华夷之辨与雍正帝十大罪状，促其起兵反清这样耸人听闻的奇案。即便如此，雍正帝仍然对岳钟琪极力安慰，加倍重用，不但拒绝了他请辞川陕总督的要求，还破天荒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任命他只有二十来岁的儿子岳濬为山东巡抚，这一举动比此前优宠年羹尧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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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同为大将军的岳钟琪虽然在地位、待遇上不下于昔日之年羹尧，但在事权之重、信用之专上却远远不及。首先，雍正初年用兵青海，年羹尧是唯一的大将军，全权处理一切军务，延信、富宁安等颇有威信的满人宗室、将领所率领的八旗兵都只是充当驻守外围、拦击敌兵退路的辅助角色，听年羹尧节制。但在雍正七年进击准噶尔部的作战中，雍正帝改由西北两路出兵，除西路军由岳钟琪任宁远大将军外，又派遣满人勋贵傅尔丹率领满洲、蒙古兵出师北路，两支军队互无统属，各自行事。第二，年羹尧在担任大将军期间，虽然身在边城西宁，但仍然以川陕总督为本职，可以统筹调配川陕甘三省一切资源，特别是对文武官员的升黜具有相当大的权限。而岳钟琪授大将军印出师后，雍正帝则另派满人查郎阿担任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以分岳钟琪之权；雍正九年（1731），更是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整个军事活动事权分散，令出多门。第三，年羹尧担任大将军时，一切军需调配及具体的战术战法几乎都由年羹尧专断专行。但在雍正七年对准部作战前三四年，雍正帝已经在中央组织起由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组成的小班底，以内务府皇商为中介，开展全国范围的军需调度，又命允祥亲自在内务府造办处督造火炮、鸟枪、弓箭、盔甲等重要武器，不再假手前线将领。此外，雍正帝还不断地在奏折中与岳钟琪探讨行军路线、战法阵形等战术级别的问题，甚至亲自指令，与此前放手令年羹尧“专阃”西北的做派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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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情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与承平之下的政治治理大为不同。政治上的分权或可起到相互制衡、控制风险的作用，但战争情况下的分权，很可能造成将帅之间、前方后方互相掣肘，争功诿过，从而丧失战机，甚至一败涂地。清廷这次西征准部，就犯了这样的大忌，战争刚一开始就满汉相猜、调度失灵，甚至频繁换将。雍正九年六月，北路军主将傅尔丹率领的一万八旗兵轻敌冒进，在和通泊（今蒙古国布彦图市）大败，多名高级将领惨烈阵亡，只剩下两千余名残兵逃至科布多。雍正十年（1732）正月，岳钟琪派出的副将军石云倬出兵迟缓，放走了已经投入罗网的准部汗王噶尔丹策陵。虽然两场战役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照理说，北路军是大败，西路军只是出击无效，然而此时的雍正帝已经彻底将立场站在满人将领一边，对损兵折将的傅尔丹只给予了降职处分；对岳钟琪则彻底否定，将其召回北京，随后更是听信川陕总督查郎阿之言，将岳钟琪判以斩监候，囚禁狱中数年，又将其麾下主要将领纪成斌、曹勷斩于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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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雍正十年底，雍正帝的妹夫、英勇善战的蒙古赛音诺颜部贵族策凌在额尔德尼召重挫准部主力（史称光显寺大捷），但因为数年拉锯战严重消耗了清廷的财力物力，到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清廷被迫改变彻底消灭准部的预期目标，与准部罢兵议和。在国力鼎盛之际，以大国而敌一隅，结果虽然是胜负各半，但对清廷而言也足称得上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将这场战争的失败与年羹尧青海之争的速胜、全胜相对照，除了军事策略本身的问题外，其中的政治原因，也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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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钟鸣鼎食的年氏家族就这样忽盛忽衰，烟消云散。雍正帝在“后年羹尧时代”消除年羹尧个人影响，但保持西北军事实力、成就乃父未尽功业的理想也没有实现。稍晚时候的大诗人沈德潜曾作乐府《汉将行》一首，据说是明写西汉年间的卫、霍家史，暗讽当朝年家故事。谨以此诗为拙文作结尾，留待读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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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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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京崇阀阅，汉代多高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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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刀狗屠皆得势，何况卫霍天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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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家之亲本荣贵，叱咤风云众人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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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邪此日尚称王，诏遣立功向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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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不数执金吾，鞭挞常加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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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献捷觐王都，剑履公然殿上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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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已勒燕然石，方略还成充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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