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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她号召群众把这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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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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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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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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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被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又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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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更激起了宋庆龄的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他们举行了游行。这是自五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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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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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集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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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十九章 宋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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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遗嘱的见证人让宋子文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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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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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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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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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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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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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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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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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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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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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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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我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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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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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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