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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为稳妥行事，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的三次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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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提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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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宋子文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办理。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权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厘米，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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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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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还要铸一些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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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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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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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和“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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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自1933年3月到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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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搞活了经济，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权威人士评说，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的又一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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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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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宋子文就职财政部长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11日，南京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不久，蒋介石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嫡系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4月，各军先后开始行动，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8月初，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在返往沈阳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军事时期将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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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半年第二次北伐时，宋子文是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蒋介石要求他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宋子文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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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开始改变过去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政策。他还想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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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赢得资本家合作与控制预算的第一个回合，是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宋邀请了近70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45名省市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它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是由江浙财阀控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业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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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宣布会议计划时，对过去用高压手段筹款的办法表示歉意，承认“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他号召与会的头面人物与政府合作。他强调说：“除非人民能参与政府在政策上的系统阐述，没有一个政府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财政部并没有坐等高超的方案系统阐明。我们曾经召集过党外人士、纳税人代表对我们提出批评，进行帮助并给以指导。”宋补充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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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军队额限为50万人。会议同意了宋的提案。在宋的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五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实施。另外，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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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宋子文又于1928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中央和各省财政官员参加。宋子文在会上说：“中央及各省现有收入，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税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政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仁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困难的。在所谓“国家”财政部，实际上主要税收只能取之于江浙两省，各地的新军阀都要裁留他们所辖地区的税收。宋子文希望利用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几种全国各省应交给南京政府的税收。但因出席会议的代表大部分限于江浙两省的官员，所以宋子文想要管理全国税收仍然只是个遥远的目标。但财政会议同意不久前召开的经济会议所通过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财政会议结束后，宋子文曾打算立即前往北京，将裁减军费和管理预算的方案提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国民党将领。但因国民党将领们不同意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提案，宋子文推迟了行期。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是蒋介石。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态度，蒋强迫向北京银行公会会员贷款300万元。当一位银行家表示不愿提供时，就被罚款10万元。用敲诈勒索相威胁，对蒋来说仍然是用来对付金融家的重要手段。宋子文来到北京时，因出于蒋介石等人的压力，又发行了300万元的公债。看来宋子文想轻而易举地实行自己的主张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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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监委等三十多人，谭延恺为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宋子文在会上提出，北伐期间他曾奉令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作为军事费用，办事亦无预算，他已经把全部重要税收都做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他的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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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提出上述警告后，即向会议提出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的方案。宋的举动，得到上海金融界和产业界的支持，一百多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由虞洽卿率领到南京，在五中全会期间支持宋的建议而进行会外活动。上海产业界人士还于1928年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交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将不再筹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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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相继成立了有宋子文参加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帮助统一国家财政。但这些做法只是流于形式，全国预算委员会的存在徒有其名，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也无事可做。宋子文的预算提案实际并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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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宋子文再次提出预算计划，详述1929年预期的税收，坚持把军费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并提出了统一财政的三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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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财务上之行政直隶于财政部，任何方面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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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权完全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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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属于中央之各项税收，各省绝对不能干涉和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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