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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宣布会议计划时，对过去用高压手段筹款的办法表示歉意，承认“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他号召与会的头面人物与政府合作。他强调说：“除非人民能参与政府在政策上的系统阐述，没有一个政府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财政部并没有坐等高超的方案系统阐明。我们曾经召集过党外人士、纳税人代表对我们提出批评，进行帮助并给以指导。”宋补充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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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军队额限为50万人。会议同意了宋的提案。在宋的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五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实施。另外，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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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宋子文又于1928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中央和各省财政官员参加。宋子文在会上说：“中央及各省现有收入，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税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政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仁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困难的。在所谓“国家”财政部，实际上主要税收只能取之于江浙两省，各地的新军阀都要裁留他们所辖地区的税收。宋子文希望利用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几种全国各省应交给南京政府的税收。但因出席会议的代表大部分限于江浙两省的官员，所以宋子文想要管理全国税收仍然只是个遥远的目标。但财政会议同意不久前召开的经济会议所通过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财政会议结束后，宋子文曾打算立即前往北京，将裁减军费和管理预算的方案提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国民党将领。但因国民党将领们不同意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提案，宋子文推迟了行期。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是蒋介石。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态度，蒋强迫向北京银行公会会员贷款300万元。当一位银行家表示不愿提供时，就被罚款10万元。用敲诈勒索相威胁，对蒋来说仍然是用来对付金融家的重要手段。宋子文来到北京时，因出于蒋介石等人的压力，又发行了300万元的公债。看来宋子文想轻而易举地实行自己的主张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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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监委等三十多人，谭延恺为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宋子文在会上提出，北伐期间他曾奉令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作为军事费用，办事亦无预算，他已经把全部重要税收都做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他的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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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提出上述警告后，即向会议提出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的方案。宋的举动，得到上海金融界和产业界的支持，一百多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由虞洽卿率领到南京，在五中全会期间支持宋的建议而进行会外活动。上海产业界人士还于1928年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交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将不再筹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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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相继成立了有宋子文参加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帮助统一国家财政。但这些做法只是流于形式，全国预算委员会的存在徒有其名，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也无事可做。宋子文的预算提案实际并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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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宋子文再次提出预算计划，详述1929年预期的税收，坚持把军费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并提出了统一财政的三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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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财务上之行政直隶于财政部，任何方面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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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权完全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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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属于中央之各项税收，各省绝对不能干涉和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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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遣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宋的计划，1月17日作出决议：一，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以后，即设编遣区；二，全国现有各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三，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四，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40%止。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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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遣会议虽然作了这样的决议，仍是不能实现的空话。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实际上谁也没有准备编遣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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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为争取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所作的努力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宋在政府费用、预算控制和军费问题上始终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意见不合。宋想结束北伐时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实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以稳定南京政府的统治。但是蒋介石把军事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要国民政府的财政服从于军事。当时，蒋介石握有实权，而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其根基比较薄弱。他之所以崭露头角，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的联姻关系，孙中山、蒋介石都先后成为他的姐夫和妹夫。宋子文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从来都没有一批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这样，尽管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也难以得到推行。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9月版，第4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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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军阀割据还存在，只要国内军事形势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全国财政的统一和预算是不可能的。虽然预算制度没有认真实行，但作为财政部长的职责宋子文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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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二十二章 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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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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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仅是民办性质，它不归国民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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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全国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银行业发展还是显得陈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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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时，就向孙中山提出来要组建中央银行的想法，孙中山曾说：“等到南北统一了，我第一个举手支持。”可见孙大总统就知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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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看准这个问题，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蒋介石讲述了当年他和孙大总统的这番有意思的对话。宋子文以经济博士的口吻给蒋介石上政治课道：“政治的核心是个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作为政治家不掌管银行不行。没有财政的有力支持，我们一天也生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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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子文的建言下，蒋介石要独霸天下，也深知银行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示要支持宋子文有关银行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成立自己的国民银行——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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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是一个酷燥炎热的夏天。天上有云不落雨，地上无风热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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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热浪烤人。白天无法办公，夜间无法睡眠，人们坐着就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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