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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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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洋博士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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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三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和美国以及香港的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一银元折合七钱左右银两，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市场较乱。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袁世凯头像银币，重七钱二分，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有碍于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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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其意见是“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频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请示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我国币制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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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共鸣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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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较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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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宋子文在上海果断召开银行界峰会，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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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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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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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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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为稳妥行事，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的三次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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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提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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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宋子文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办理。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权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厘米，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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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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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还要铸一些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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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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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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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和“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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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自1933年3月到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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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搞活了经济，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权威人士评说，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的又一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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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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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宋子文就职财政部长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11日，南京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不久，蒋介石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嫡系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4月，各军先后开始行动，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8月初，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在返往沈阳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军事时期将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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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上半年第二次北伐时，宋子文是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蒋介石要求他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宋子文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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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开始改变过去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政策。他还想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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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赢得资本家合作与控制预算的第一个回合，是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宋邀请了近70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45名省市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它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是由江浙财阀控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业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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