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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宋氏三兄弟在民国银行的角逐中，各有其位其职其权。在宋子文的所谓银行改革中，真正占便宜的是宋家三兄弟。他们在控制中央银行后，一个独占中国银行，一个独占交通银行，一个独占中国国货银行，使他们三兄弟一时风光无限。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这样称道宋氏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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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三子三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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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银行全姓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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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三子喊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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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让你没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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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一时期不是“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而是“蒋家王朝宋家财”更为确切，抑或称“蒋宋王朝”。“蒋家王朝孔家财”则是民国后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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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巨额公债，宋氏三兄弟受益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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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银行都姓宋，为了使银行有利可图，宋子文采取的政策是通过银行发行巨额公债。宋子文采取的方法是“互惠互利”，这样银行通过发行债券也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利润留成。所以银行对这样的好事自然谁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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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每年发放公债的大小，主要是依据每年财政赤字的大小。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支出都超过收入。如1929年收入3.34亿元，支出4.34亿元，赤字1亿；1930年收入4.84亿元，支出5.85亿元，赤字1.01亿元；1931年收入5.58亿元，支出7.75亿元，赤字2.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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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借债。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达48.7%。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于国民党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在国际上没有恢复信誉，举借新外债有阻力，所以贷款主要是发行公债在国内筹借的。南京政府的内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就发行了25种之多，计10.058亿元。这样银行也能得到5亿的利率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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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行内债，宋子文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从1928年起，宋子文开始采取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过强迫的手段发行公债。具体办法是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即他给银行二元债券，银行要给他一元现币。利率达到50%），出售给银行家，即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例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了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所以银行家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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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国银行被宋氏三兄弟控制，宋氏三兄弟和宋氏家族手下的人要参与债券投机活动，他们通常是先将债券转到银行，再由银行转到自己所控制的公司。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姐姐宋霭龄以及财政部徐堪、陈行等创办的。这个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关系，既可预测市场动态，又拥有大量资金，所以在公债投机中相当活跃，经常在上海市场价格上兴风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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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中原大战，双方投入一百多万兵力，历时七个月，波及20余省。宋子文不得不将军事费用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财政年度的3.12亿元。同时期的全部支出从4.34亿增至7.14亿元。1931年债券的发行总数为4.16亿元，超过1929年和1930年度相加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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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不但未能实现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计划，军费总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这时公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推销公债难度越来越大。但宋子文仍在尽最大努力，如在推销公债会议上，以辞职相威胁和鼓励上海银行家进行疏通工作，并检讨自己未能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公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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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蒋介石为制宪问题发生争执，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出于报复，软禁了胡汉民，从而激起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官员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同广州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联合起来，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反对蒋介石。广州政府扣留了两广的关税，宋子文的财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债的可靠性。向来易于受政治风向影响而发生反应的上海公债交易的市价开始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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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成为南京和广州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广州政府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广州方面还攻击宋使用公债的隐秘，认为他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入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时，与广州方面有联系的《民众论坛》也对宋进行人身攻击，称宋子文掌管财政是“南京政府恶政的例证”。该杂志说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发行公债，以超过9.55亿元的政府债券只换取4亿元的收入，至少有5亿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南京集团一步一步地破坏了财政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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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和广州派关系的继续恶化，使中国重新处于一场内战的边缘。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双方不得不以和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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