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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税休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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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安定币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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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国际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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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疏通汇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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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改善生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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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解决这六项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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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各八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各有代表八人，排列其次，中国有代表三人，与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地位的不平等。宋子文深感人多国大不是本钱，只有富强才是真正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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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任主席，英皇首先致祝会辞。他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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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麦克唐纳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和面临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时之所未见。《申报》1933年6 月13日。从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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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6月15日，宋子文走上讲坛，在世界经济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发言。他发言则用英语，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申报》193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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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足、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铁路27.5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其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镑者，而中国则每户仅七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各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主张。”《申报》193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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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讲到白银问题时说：“西方现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在物，然银价大其对金币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故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币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吾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诸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吾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申报》193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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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还阐述了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言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用此种主义。中国欲视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和能力性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取经济自给之空谈。”《申报》193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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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他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鹄的。”《国闻周报》，卷10，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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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激起了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掌声。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三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定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班牙、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以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四项：一是以国联会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是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会秘书长。三是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对于此事应援助中国政府。四是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会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行政院，每三个月至少一个月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等于宣布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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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书，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抗日的目的。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这样看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上，在主张把中国市场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也起到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作用。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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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后，于8月29日回到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不管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不过宋子文的此次出访在民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也打破了蒋、宋、孔、陈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人人共知的。后来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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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机构成了宋氏三兄弟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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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处理麦棉借款，宋子文特指定中央银行成立一个棉麦处。应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半秘密的机构，人称是宋氏三兄弟的美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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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是通过宋氏三兄弟援助中国，中国是通过宋氏三兄弟向美国求援。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归宋子文直管。在国人的眼里，美援的来历都是宋氏家族的胜利品，由他们管也最放心，首先是美国人放心。早在1931年，长江洪水成灾，宋子文求援美国，订立美麦借粮45万吨，每吨75美元作价，计3375万美元。接着1933年，宋又凭关系和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该机构是个短暂的机构，随着支付的平衡也就撤销了。然而这种惯例也就成了宋氏三兄弟的专利权。从1933年到大陆解放，蒋政权逃到台湾的这16年中，宋子文、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美国，争取更多的财政援助。在美国，他大搞旁门左道，广泛结交那些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以至五角大楼的人士，建立起了一个“关系网”。经过幕后交易，宋子文争取到了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和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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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收抗战中、后期美国利用《租借法案》提供的对华援助，宋氏三兄弟在美国成立“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而两兄弟则成了宋子文得力的左右臂。这两个公司是专门处理这些物品的启运，同时负责承办军火、军需品的采购，从中两兄弟中饱私囊、化公为私。其手段之黑，无以复加，如采购时接受大笔回扣、佣金、劳务费、推销费、代办费等变相贿赂；账面上虚报、抬高价格，谎称保管和运输中丢失，来个监守自盗，物资到华后由他们的实业公司转入黑市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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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子文鲸吞美援的手段极为隐蔽，但仍被美国驻中国的观察员杰克·谢伟思发现，1943年1月，他在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就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钓鱼狂，他们一切行动都是受其聚敛钱财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诈骗中国人民的巨大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所应正常收到的物资，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钱财转移给宋氏家族”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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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杜鲁门大怒道：“他们（宋氏家族）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出7.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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