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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这洽商是宋氏主持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元1亿元，辅助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多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传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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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的报道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自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赴台为其兄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介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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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宋子安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蒋介石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面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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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香港之行而台湾没有任何反应，宋子文夫妇只好在美国长岛长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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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子文不一样的是，在寄居异国的日子里，宋子良、宋子安则不像大哥那样过分地思乡和恋权，而是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营他们的金融业。据《宋家王朝》一书介绍，他们在余生“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闲暇时节三兄弟也时有聚会，品茗打牌，消磨时光。尤其是晚年，他们的聚会由少变多，美龄、霭龄也加入了进来。亲情使然，有时不免也谈论起大陆的二姐庆龄来。说起二姐，子安话题就多起来，因为只有他一人与二姐保持着通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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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三十二章 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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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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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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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他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地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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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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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84岁高龄的庆龄老人气色非常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大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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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10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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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文中强调：“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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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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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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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口，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要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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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她深为焦虑，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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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中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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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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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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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更加坚定了剧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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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出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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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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