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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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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的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来客的夫人。他就是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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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宽肩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解放”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噩梦般的10年，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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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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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自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的重大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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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到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海两岸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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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是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合作的瞬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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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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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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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到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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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1949年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温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她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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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宋庆龄在给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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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同最喜欢的小弟子安的遗孀婷婷（胡其瑛）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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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你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你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在她家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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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柏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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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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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都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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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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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卧床不起。1981年2 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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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这位淳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做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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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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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娥的骨灰盒送去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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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姐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副主席之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入人间最美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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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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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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