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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的印刷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孙文认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的希望。现在应该沿着秘密会社的路子，组织新的政治运动，最终走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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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孙文常会定期来到查理家中，在他的书房里召开密谋会议，查理的孩子们都视其如教父。无论孙文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资金或争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报新的情况，并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种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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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江湖兄弟情义，最能体现这种情义的是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一片水乡泽国中一座名为“梁山泊”的山寨里，小说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个“解放区”，即谋反者建立的共和国。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朦胧世界中，善行总是与一定的欺诈相伴而存。经过世代口口相传和地方戏曲的传播，这些侠盗义贼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一个常为人们传颂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加入了反叛大军，最终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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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秘密会社、盗贼团伙和秘密帮派。但在17世纪以前，这些组织都是零星出现。1644年，清军入关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会社网络，矢志要将满族人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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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会社是如何演变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合会的问题，除了法国历史学家谢诺主编的一本学术论文集外，再无公开发表的权威性英文著作讨论过。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宋氏家族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依仗这些三合会组织。因此，这个话题虽然晦涩，有很多难解之谜，很难完全梳理清楚，却是讲述宋氏家族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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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之初，满人仅仅控制了华北地区。在华南，海盗首领郑成功仍然效忠明朝王室，在陆地和海上不断对抗清政府。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其父是一个有名的中国海盗，母亲是日本人，是他父亲的小妾。由于这个原因，郑成功至今仍是日本木偶剧中的主人公。满人拿下南京后，郑成功和他父亲退守群山连绵的福建省，在与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岛一水之隔的地方，拥立唐王称帝，号称明朝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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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无法击败他们，于是便贿赂郑成功的父亲，令其叛变投降。盛怒之下的郑成功于1659年率领10万大军向重兵把守的长江三角洲进兵。但他只善于海战，不擅长陆战。虽然他差点儿就攻下南京城，但最终还是被清军击退。郑成功只得再次暂避于福建深山，后来又从荷兰人手中夺下了台湾岛，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后一段时期里，郑成功一直控制着台湾岛和厦门一带的沿海区域。1662年，由于自然原因——可能是癫痫发作，郑成功突然离世，他的起义运动戛然而止。正是郑成功的起义导致了各类新型秘密会社逐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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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西方几乎毫无名气，但在中国人心目中，郑成功可是一位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英雄。郑成功在反清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间谍系统和地下组织。他去世之后，这些组织也分崩离析。但有128名参加过起义的和尚却聚集在福州附近的南少林寺，继续对抗清兵。他们个个武功精湛，却被一名叛徒出卖，只有18名僧人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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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勇的和尚一个个被缉拿归案，最终只有5个得以幸免。这5位功夫大师通过古代的门派和海盗帮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反清核心。他们根据明朝开国皇帝的年号“洪武”，给自己命名为“洪门”。洪门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恢复明室，在中国，他们的爱国口号连小孩子都知道：反清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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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成员散布在从福州、厦门到汕头的沿海地带。他们当中很多是数百年前流放至此的客家人。为了集体生存下去，过去的流放犯和现在的亡命徒紧密联系到一起，共同进行反清大业。他们平日里从事贸易，偶尔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一有机会，便会袭击清军。后来他们来到了历来对外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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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浪者操着一口极为特别的潮州话，相互之间也用潮州话交流。由于不为广州人接受，他们便组成各种帮会，以便使自己在敌人中间活动时，能够得到庇护、支持和帮助。这些帮会兼具联谊和谋反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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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帮会逐渐演变成了两个大的组织。在北方，由于政府控制得极为严厉，他们很少有公开表现的机会。他们更侧重精神方面的组织，常以门派的形式出现。八卦门就是其中的一支，它也被称为“义和拳”，西方人则称其为“拳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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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那些远离政府严密审查的地区，这些社团便较少显露其精神色彩，更多地发起明目张胆的活动。他们模仿《水浒传》中的匪徒，并依据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给该组织取名“三合会”，三条边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天、地、人。三合会又可分为三个分支：“天地会”“三点会”和“三合会”。查理和孙文就属于其中的三合会分支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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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帮会成员发展得很快。由于满族人入关彻底打碎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全国各地的农村到处是流浪汉、前朝士兵、游民、乞丐、盗贼、暴徒、杀人犯、劳工、各色商人、江湖艺人、工匠、士子和政治流亡人士。为了接纳各色各样不断增多的成员，各地三合会的组织规模成倍地增加。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附属帮会，他们之间仅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如哥老会[3]，属于罗宾汉式的帮派，其成员由穷人、农民和运河船工组成，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以走私为代表的地下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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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正常社会中晋升无门的冒险者都加入了三合会。通过各地的组织，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能够操纵大量资金和闲散劳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获得相应的补偿。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其他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表面上是爱国的组织，暗地里由一根看不见的“暗线”连接着一个犯罪组织。上海的洪帮就属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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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被人疏远、受到欺辱或遭受挫折的人都能在三合会里得到关爱。对很多人来说，能够加入三合会，掌握帮会成员之间的接头暗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茶馆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端起茶杯或饭碗，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兄弟帮会成员取得联系。像西方社会里的工会组织一样，只要有需要，三合会总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不过，一旦成为帮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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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宋查理和孙文决心在上海与另一个小圈子里的谋逆者携手合作时，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结各地三合会的潜在力量上。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现在是时候带领他们返回他们最初为之奋斗的事业上了。孙文估算了一下，全国各地约有3 500万三合会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以推翻清政府、创建一个“充满机遇的亚洲”为己任。他遍邀各地好友和会中兄弟加入他的团队，宋查理也加入进来，成为他从事的秘密活动的谋划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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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便开始策划一次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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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位于虹口的家中的书房里，摆着沉重的黑木椅子和一张大办公桌，一派西式风格。那些密谋反叛的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策划，为起义做准备。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广州——一个视暴动为家常便饭的地方。1894年的广州城，周围的乡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小股海盗和走私犯，孙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熟悉，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对付朝廷军队。城里的地下组织控制在三合会手中，只要付钱，帮会成员就会起身响应。他们推断，一旦广州落入孙文的掌控，就可以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然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回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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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文住在宋家期间，一位亲日的朝鲜领导人被诱至上海后遭到刺杀。孙文的这个小团体没有参与这次刺杀行动，无法善加利用此事，但洪帮中有很多人总是喜欢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给北京的政权制造麻烦。那个人的尸体被装在中国海军军舰里运回了朝鲜，在当地分尸示众，以恐吓叛乱者。日本对此事非常恼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这将把清政府的所有精力都牵制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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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8月1日，战争开始了。而此时的孙文还没开始组织广州起义所需的人马。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组织，以及找到稳定的经费来源。孙文安排宋查理及时给他反馈事态的发展情况，自己则动身去了夏威夷。1894年11月24日，他开始召集人员，筹建一个名为“兴中会”的组织。有120名在夏威夷的华人加入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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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2月，孙文仍在夏威夷奔波，寻求资金支持，这时宋查理给他来了一封急信：清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国人对此公愤极大，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看到此信，孙文极为振奋。1895年1月初，他从檀香山奔赴香港。一些夏威夷华侨也追随在他左右，准备回国参加暴动。宋查理则继续留在上海负责财务保障，同时充当孙文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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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干人等加入了孙文的组织，但人手仍然不够。时间就这样一再拖延下来。到了春天，消息传来，中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到了1895年夏天，他们总共才召集了153人。尽管如此，孙文和杨衢云却不顾后果地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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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成功，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花钱雇来的匪徒们身上。这些人包括流氓、恶棍、秘密会社里的暴徒，以及退伍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