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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抵抗不住尝试一下的冲动。10月10日，星期六，孙文信步来到公使馆门口，跟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聊了起来。当孙文问他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时，这位学生请他进了公使馆，把他介绍给一个姓邓的翻译。孙文自称名叫“陈载之”，但眼尖的翻译发现这个陌生人的怀表上刻了一个“孙”字。孙文冷静地跟他谈起了清政府目前的乱局，然后就离开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那位翻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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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走了之后，那位翻译便向公使馆的上司们做了提醒。上司们都震惊不已，因为就在前几天，孙文刚从斯莱特侦探社的侦探眼皮底下溜走。既然他敢莽撞地一探虎穴，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来。于是公使馆便安排邓翻译在街头看着，只要孙文一出现，就把他引到公使馆内。另外，他们还在大门里面安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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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1896年10月11日，孙文离开住所，斯莱特侦探社派来监视他的那位侦探正在打盹，没发现他走了。孙文准备去康德黎家，再次经过波特兰区时，他看到有个中国人在公使馆门口晃悠，那人正是邓翻译。他俩聊天的时候，邓翻译慢慢引着他靠近了公使馆的大门。这时那两个护卫走了出来，挡在孙文身后，然后请他进去，说是已经备好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他们可以边吃边“聊”。说罢他俩便伸出粗硬的大手，一边一个抓住孙文的胳膊，把他给拎了进去，大门随即砰然关上。孙文被推搡着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为了监禁他，公使馆还特意派人把里面的家具都给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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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公使是龚照瑗，他是清政府派来的代表。不过，公使馆的日常事务都由一位名叫哈利迪·马戛尔尼的英国参赞打理。这位马戛尔尼参赞的先祖是曾于1793年率领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来华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此，“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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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迪·马戛尔尼爵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军医，后来又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殖民管理机构里谋得了不错的职位。他的阅历引起了大学士李鸿章的注意，便雇用他代表清政府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为官苛刻，虽然是英国人，但骨子里的东方人性格比中国人还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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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早就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一旦孙文来到英国，就把他引渡回国。英国政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这并没改变他要教训一下这个黄皮肤江湖郎中的想法。把孙文逮到公使馆后，他立刻着手联系格林邮船公司，准备租一条船，把这个霉运当头的革命家非法偷运出去，让他去接受死刑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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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在室内的孙文想尽一切办法想给康德黎博士报个信。他想顺着窗户栏杆往外抛纸条，结果他们连窗户也都给用钉子钉上了。公使馆派了一个名叫乔治·科尔的英国杂役来监视他。他试着贿赂科尔，但科尔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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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孙文的失踪也引起了康德黎博士的警觉。他决定找侦探来帮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时伦敦规模最大最有信誉的斯莱特侦探社。这家侦探社认为同时为两个雇主寻找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为康德黎博士“寻找”孙文的任务。事实上，在它的另一个雇主把孙文抓住之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孙文现在身处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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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英国杂役虽然固执地拒绝了孙文的求助，但他却与公使馆里的女管家谈到了这个被囚者的可悲处境。这位女管家是英国人，人们都叫她霍维夫人。精明能干的霍维夫人决定帮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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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文被困一周后，霍维夫人按响了康德黎博士家的门铃，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便条，然后便匆匆离去。便条上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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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一位朋友自上个星期日以来一直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他们准备把他送回中国，回国后他必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是很不幸，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他将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押解回国。我不敢署名，但我说的都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你将采取什么措施，请尽快行动，不然就晚了。他的名字好像是林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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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维夫人的举动让乔治·科尔良心发现，第二天，他便带着孙文写在两张名片上的密信出现在康德黎博士的家门口。信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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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上个星期日被中国公使馆给绑架了，即将被送回中国接受死刑。请尽快来救我。公使馆早已雇好了船，准备用船把我送回中国。一路上我都会被绑在船上，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哦！我便有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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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黎和另一个同事，孙文在香港学习期间的好友、著名的“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4]博士立即联系苏格兰场[5]和外交部。与此同时，曼森博士还跑到中国公使馆打听孙文的下落，却被告知公使馆里没有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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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日晚上，康德黎博士近乎绝望了。外交部和苏格兰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又跑到《泰晤士报》报社，将孙文的遭遇告诉了编辑们，但星期一的报纸只字未提孙文的情况。在政府选择恰当的行动之前，报社的编辑们对此事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然而，《环球》报社的编辑们却不太关心什么外交礼仪，风闻此事之后，他们立即出了一个特刊。记者们蜂拥在中国公使馆门口，其中一位还警告邓翻译，如果不立即释放孙文，第二天早上这里就将会被愤怒的群众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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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二天天亮前，伦敦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公众要求释放孙文的呼声震耳欲聋。英国外交部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给马戛尔尼下了最后通牒。10月23日下午4点30分，在孙文被困12天之后，苏格兰场总督察贾维斯与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派来的女王国内信使一起来到中国公使馆，认领被扣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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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旁观者和新闻记者簇拥在公使馆门口，孙文从公使馆里被带出来，上了一架双座小马车，直奔苏格兰场。他又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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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次重演，孙文又一次名声大震。他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记者们纷纷要求对他进行专访，他很享受这种名人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对此事加以美化，声称自己是中了圈套才被抓起来的。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中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障眼法。一时间，孙文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欣喜非常，他们在印刷厂里翻印了这本书，四处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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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文到底是如何影响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他有什么魔法吗？回顾以往，根据我们事后的认识，以及多年来众多学者搜集整理的信息来看，孙文的冒险经历很像威尼斯滑稽歌剧迷们喜欢的那种以流浪汉为主角的讽刺剧。但在孙文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入戏太深。革命激情使得每一次可怕的挫折都变成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但是，当剧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头、断肢和绞刑为结局时，没人能从中看到哪怕是点滴的喜剧成分。孙文的一次次失误不像大木偶剧场上演的喜剧那样有趣，演出者们每次都面临着致命的后果，虽然观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英国外交部就不拿他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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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谋反者参与其中，只有在其事业看起来陷入孤立之中时，孙文才会站出来振臂一呼。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很有天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能够清楚地阐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鼓动人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他，那些人只能白白浪费精力和激情，每天醉醺醺地空谈谋反大业，导致大部分的革命计划都胎死腹中。从某些角度来看，正是他善于鼓舞他人的这一特质，使其在革命中能够独善其身，而其他更优秀的革命者却落得惨遭杀害的结局。当时清政府到处屠杀革命志士，许多煽动叛乱或者阴谋反叛的人的下场都惨不忍睹。这些逝去的人中或许有很多都比他高尚得多，只是因为过于执着才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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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下来的人同样也会重书历史。于是，历史不断地被人篡改，外在宣传和事实之间产生了永久的矛盾。这样一来，孙文对自己在伦敦被绑架一事的回忆就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事迹宣传报道，成了革命者的福音书。多年后，通过对已经离世的孙文进行系统性的神化，他的形象被抬高到了神一样的地位。总的来说，孙文真正的革命艺术就是像玩魔术一样使自己悬浮于空中，而他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领袖那样屹立不倒，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一切在不断消逝，而他却活了下来。他具有唐璜一样的直觉——知道该在何时离开阳台。一言以蔽之，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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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并同一些极具鼓动性的人，如《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流亡革命家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人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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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7月，在英国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孙文终于动身，从伦敦乘船前往日本。在此后的数年间，日本成了他的活动基地。他受到一批实力强大的日本大陆浪人[6]的欢迎。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危险人物，若是处在日本中世纪，他们肯定会成为武士，而现在，他们只能独立进行政治冒险。数年之后，这帮激进的家伙成立了一个名为“黑龙会”的极端爱国组织，轻率地让日本卷入了亚洲的军事战争之中。他们为孙文提供庇护和赞助，和他一起策划谋反活动。他们不仅想通过他来推翻清政府，更希望借助他的影响把西方列强从东亚赶出去。他们沉醉于让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领袖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菅原田、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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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8年里，孙文又精心策划了几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他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大陆地区所容，就连英属香港也不能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密使远程操纵革命活动。他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建立革命基层组织，并开始建设党组织。宋查理则负责全部的财务账目和帮会成员名单，他把筹来的每一分钱都进行投资，以便扩充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定期在山东路的印刷厂里召开筹划会议。他并非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却是组成核心圈子的几个领导者之一。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散播华美书馆秘密印制的革命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