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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次重演，孙文又一次名声大震。他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记者们纷纷要求对他进行专访，他很享受这种名人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对此事加以美化，声称自己是中了圈套才被抓起来的。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中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障眼法。一时间，孙文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欣喜非常，他们在印刷厂里翻印了这本书，四处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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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文到底是如何影响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他有什么魔法吗？回顾以往，根据我们事后的认识，以及多年来众多学者搜集整理的信息来看，孙文的冒险经历很像威尼斯滑稽歌剧迷们喜欢的那种以流浪汉为主角的讽刺剧。但在孙文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入戏太深。革命激情使得每一次可怕的挫折都变成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但是，当剧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头、断肢和绞刑为结局时，没人能从中看到哪怕是点滴的喜剧成分。孙文的一次次失误不像大木偶剧场上演的喜剧那样有趣，演出者们每次都面临着致命的后果，虽然观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英国外交部就不拿他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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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谋反者参与其中，只有在其事业看起来陷入孤立之中时，孙文才会站出来振臂一呼。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很有天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能够清楚地阐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鼓动人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他，那些人只能白白浪费精力和激情，每天醉醺醺地空谈谋反大业，导致大部分的革命计划都胎死腹中。从某些角度来看，正是他善于鼓舞他人的这一特质，使其在革命中能够独善其身，而其他更优秀的革命者却落得惨遭杀害的结局。当时清政府到处屠杀革命志士，许多煽动叛乱或者阴谋反叛的人的下场都惨不忍睹。这些逝去的人中或许有很多都比他高尚得多，只是因为过于执着才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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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下来的人同样也会重书历史。于是，历史不断地被人篡改，外在宣传和事实之间产生了永久的矛盾。这样一来，孙文对自己在伦敦被绑架一事的回忆就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事迹宣传报道，成了革命者的福音书。多年后，通过对已经离世的孙文进行系统性的神化，他的形象被抬高到了神一样的地位。总的来说，孙文真正的革命艺术就是像玩魔术一样使自己悬浮于空中，而他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领袖那样屹立不倒，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一切在不断消逝，而他却活了下来。他具有唐璜一样的直觉——知道该在何时离开阳台。一言以蔽之，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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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并同一些极具鼓动性的人，如《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流亡革命家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人交上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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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7月，在英国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孙文终于动身，从伦敦乘船前往日本。在此后的数年间，日本成了他的活动基地。他受到一批实力强大的日本大陆浪人[6]的欢迎。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危险人物，若是处在日本中世纪，他们肯定会成为武士，而现在，他们只能独立进行政治冒险。数年之后，这帮激进的家伙成立了一个名为“黑龙会”的极端爱国组织，轻率地让日本卷入了亚洲的军事战争之中。他们为孙文提供庇护和赞助，和他一起策划谋反活动。他们不仅想通过他来推翻清政府，更希望借助他的影响把西方列强从东亚赶出去。他们沉醉于让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领袖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菅原田、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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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8年里，孙文又精心策划了几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他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大陆地区所容，就连英属香港也不能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密使远程操纵革命活动。他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建立革命基层组织，并开始建设党组织。宋查理则负责全部的财务账目和帮会成员名单，他把筹来的每一分钱都进行投资，以便扩充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定期在山东路的印刷厂里召开筹划会议。他并非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却是组成核心圈子的几个领导者之一。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散播华美书馆秘密印制的革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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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继续欺凌中国，这给孙文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在西方国家，义和团通常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狂热平民，由于在山东省受到德国殖民官员和矿主们的欺压才揭竿而起。因此，他们最初只是反对外国人的高压统治，以及不愿或无法抵抗外国压力的帝国政府。当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准备教训教训义和团及清政府时，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一逃了之。中国蒙受的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那时起，愤怒的中国学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日本，他们或是学习科学知识，或是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学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力量核心，他们视孙文为业已成名的革命家，很多人都聚集到了孙文的身边。孙文利用这种支持，说服另一个与他对立的反清帮会的头目们与他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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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秘密帮会成员以商人和工人阶级为主，而同盟会把他们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联合到了一起，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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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宋查理从上海赶了过去。这是一次商讨政治战略的封闭式会议，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自然而然是资金问题。孙文要求宋查理挑起重担。要想取得革命成功，靠一点一滴的捐赠肯定不行，他们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大家都知道宋查理与美国很多富豪都有联系，不过这都是他的私人关系，别人无法插手。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募集任务就交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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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阿胡（Oahu）即瓦胡岛的音译，该学院为美国教会创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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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译文摘自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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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哥老会源于湖南和湖北，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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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帕特里克·曼森第一个提出了蚊子携带能够引起疟疾的寄生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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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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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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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170616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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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四章 财务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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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广州起义惨败后的几年里，查理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华美书馆出版了大批通俗读物和宗教书籍，其中包括他的老友柏乐文博士编辑的中国第一本方言版《圣经》：《苏州方言版圣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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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业的不断拓展，查理也成了上海滩的名人，外国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和另外一些人合资创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除了为中国人印刷西方教科书之外，还从事大量的商务类印刷业务。这家出版社后来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宋查理日渐强大的商业帝国涵盖多个领域，印刷的内容包括政治传单、《圣经》和工程类教材、中国文学名著。此外，他还从事面条生产。在朱利安·卡尔的鼓励下，查理投资入股了卷烟厂和棉纺厂，同时还为这些工厂进口机械设备。到1904年，他的个人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于是他将流动资产都贡献给了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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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为革命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创立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同盟会的高级领导们依然在他虹口的家里或者位于山东路的印刷厂里碰头。其他普通帮会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安全的活动场所，他们可以经常在那里见面交流，而又不至于引起别人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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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福，眼神略带一丝忧郁。他下身穿一条皱巴巴的宽松长裤，上身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根条纹领带，看起来就像一位饱受摧残的堪萨斯报社编辑。只有传教士步惠廉和他的夫人阿迪·伯克等少数几位外国朋友知道他参加了革命活动，看起来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被人发现。然而，为了以防万一，他设法买了一本葡萄牙护照，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护照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他去日本也不是非要用它不可，但拥有了葡萄牙护照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发的《排华法案》的束缚。今后一旦事发，他和家人就可以到美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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