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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查理乘船去美国为孙文筹措经费。此时的他已经称得上是有钱人了，他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船上订了一个特等舱。轮船在旧金山的码头靠岸后，致公堂的一大队人马都在那里恭候他的大驾。致公堂的总部坐落在新吕宋巷36号，在那里，查理认识了一大圈华裔银行家和富商。虽然这个三合会组织后来因涉嫌贩卖毒品而遭到美国财政部的调查，但在1905年的美国，鸦片还没有被视为非法商品，而海洛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致公堂自诩为“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为此，他们还专门刻了一个小牌子挂在新吕宋巷的入口处。从为党派筹款的角度来看，在与这些急于证明自己爱国之心的华人富商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查理的收获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如此，他只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拜会朱利安·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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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现在已经是一位典型的南方绅士。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开始发白，整个形象跟马克·吐温特别像。1895年，他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公牛达勒姆”，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卡尔因此跻身最富有的美国人行列之中，他的总资产可能是“公牛达勒姆”售价的三倍。他还进军了一个新行业，开办了达勒姆针织厂，以充分利用其在棉纺行业里的优势。这个工厂后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针织厂。在1900年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卡尔被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们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过他谢绝了这一提名。他又在乡下成立了一个名为“奥克尼奇”的实验农场，后来发展成当时一流的农业和植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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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展现卡尔慷慨大度一面的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当达勒姆的男人们都去参战时，热衷于正义事业的卡尔宣布，他将在后方负责养活战士们的家庭。他还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其他城市的一个白种人连队和一个黑人连队（每个连队有120人）的士兵们的家属把她们日常生活开销的账单交给他，全部由他来支付费用。他还去了佛罗里达州，那里的战士们正在为攻打古巴的西班牙人做准备。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一团的驻地杰克逊维尔，卡尔宣布，他将在不触犯军规的前提下，为该团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奢侈品。另外，他还给了指挥官25 000美元以供部队今后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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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卡尔习惯用金钱来支撑自己的信仰。20多年前，他就肩负起了培养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担子，因为他信任宋查理，便把他带回家中，并为他支付教育费用。而现在，查理正准备将一项新的事业呈现在卡尔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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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当卡尔在达勒姆火车站迎接查理的时候，两人的地位已经不相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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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1881年从威尔明顿坐火车来到此地的那个腼腆又笨拙的“天朝”毛头小伙了。他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身穿蓝色哔叽毛料三件套西装、头上戴着他钟爱的褶边软呢帽的绅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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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和查理同乘一辆敞篷马车，前往位于主街东头的一座拥有5英亩[1]花园的宫殿式豪宅：卡尔的那座闻名于世的萨默塞特庄园。别墅的名字源自他的祖先罗伯特·卡尔，据说罗伯特曾被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现在的卡尔已经富到不知道怎么花钱才好的地步，也变得喜欢炫富。他在达勒姆的这座大宅成了美国著名的景观之一。与纽波特的那些高大的城堡式建筑不同，卡尔的豪宅属于那种精雕细琢却又华而不实的维多利亚风格，整个建筑通体用当地的松木建造，房顶带有很多塔楼、山形墙和华丽的尖顶。周围都建有阳台，最大的有220英尺长。塔楼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女巫的帽子扣在了一块葡萄干布丁上，楼顶上有一个价值500美元的铜制风向标。在北卡罗来纳州，除了位于阿什维尔的范德堡家族的比尔摩庄园之外，卡尔的这片产业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南方最宏伟壮观的园林”。能工巧匠约翰·奥丹尼尔斯和来自荷兰、法国及爱尔兰的园林景观专家们精心布置，用大丽花、草夹竹桃、长春花、绣球、鼠尾草、美人蕉、锦葵、马蹄莲、玫瑰和紫苏等把整个庄园装扮得如同一支绚丽的交响乐。他们在一个40英尺长的花坛里用红、蓝、白三色花卉组成了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个花坛里则用金黄和古铜两色花卉组成一只翼展30英尺的美国秃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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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装饰也是一片富丽堂皇。萨默塞特庄园至今仍被称作“全世界最美、最幽静的私人住宅之一”。阳光透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照进室内，水晶雕花吊灯一盏就价值5 000美元。这里也是北卡罗来纳州为数不多的同时使用煤气灯和电灯照明的宅院之一。此外，里面还安装了防盗和防火系统。（卡尔为人非常谨慎，他还给自己购买了赔额达100万美元的人身保险。）各个房间里装饰用的地毯和家具总值达40 000美元。主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巨大的彩色玻璃制作的肖像画，画中描绘的是名诗《晚钟今夜不再鸣起》中的画面：一位身披薄纱的性感少女搔首弄姿地贴在一座大钟的钟锤上，它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诗意：钟摆左右摇动之际，正是激情澎湃之时。为了把这种优雅发挥到极致，宅内的天花板上到处都绘有爱神丘比特的画像，浴室里也铺着产自意大利的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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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周里，查理经常陪着朱利安·卡尔到俱乐部去。那家俱乐部是达勒姆的一个私密会所，位于主街和商业街的交叉口，俱乐部的客人主要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商人。在四周镶着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查理坐在满是酒渍的皮椅上与卡尔及其他几位老朋友（如安妮小姐的哥哥索思盖特）促膝长谈。卡尔还把查理在三一学院和范德堡大学读书时的密友都请了过来，他们现在都当上了牧师或者店老板。几位三一学院的教授也蹒跚着赶来，只为看一看这个当年因为对他们同事的女儿关注太多而被赶走的矮个子“中国佬”有没有什么新的绯闻。他们发现，此时的查理已是腰缠万贯，变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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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私人秘书戈尔曼当时也参加了谈话。他后来回忆说，查理在俱乐部里就像在家里那样自然，他的兴趣爱好也与本地的富豪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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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查理和卡尔私下讨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时，戈尔曼并没有在场。在卡尔那摆着真皮躺椅、书架和油画的书房里，查理向卡尔讲述了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讲述了清政府对被捕革命者实行的野蛮暴行。考虑到卡尔的为人，想到大批的人被砍头、活埋、绞死，或者凌迟处死，他一定会火冒三丈。作为孙文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查理坚定地认为，历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组织遭到打击，经费被削减，义军仓促举事，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成功，无数的中国人将摆脱农奴身份，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就会有机会繁荣壮大。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不过，只要能解放中国一隅，他们就能获得大量本国资金。富有的海外华人也会对革命越来越有信心，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就有了下落。最终，革命将会靠本国的财力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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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大街上就有朱利安·卡尔自己开的银行，他随时可以提取大笔的巨额款项。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实际上，美西战争跟他个人没有丝毫关系，但坐在面前的宋查理是他终生的门徒，是他自己教区的基督教领袖，是一场解放全世界1/4人口的斗争的主要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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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戈尔曼后来并没有发现朱利安·卡尔和宋查理之间有任何财务往来——连提出资助的请求他都没见过，但他仍然坚信，将军一定给过查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这符合卡尔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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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勒姆之行结束后，查理又乘火车北上纽约，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他与那里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募捐经费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他就像一条在浑浊的河水里游荡的大鲤鱼，除了水面偶尔泛起的浪花表明他来过之外，再无其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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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他的连襟温秉忠已经给他铺平了道路。温秉忠在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信赖的教育顾问，实际上他却有着双重身份。跟他的连襟牛尚周一样，他也为宋查理敞开了大门，进一步说，是为反对朝廷的共和派敞开了大门。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他们占据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像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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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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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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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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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觉得，可以利用这些贩卖鸦片的私人武装去骚扰清廷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说不定还能在广西或云南夺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内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这些“军队”交给他来指挥，他接受了。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孙文借来的这支军队占领了一片地区，但缓过神来的清军很快便发起反击。孙文的部队抢了一辆火车逃回法国人的地盘。但清军依然穷追不舍，结果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虽然清政府明显是受害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跟以前大多数这样的纠纷一样，以中国向法国赔款了事。作为回报，法国答应清政府，将逼迫孙文离开河内。孙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随后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给鼓动了起来。惊慌失措的美国驻曼谷大使汉密尔顿·金于1908年12月15日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伊莱休·鲁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长期淹没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馆里，因其内容颇能反映出孙文那复杂的性格和变通的手段，因此很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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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达这里之后，一直不动声色地进行他的工作。然而，无论是当地的中文、暹罗文，还是英文报纸都立即公开发表与中国革命和革命者有关的文章，文中还提到了孙文的名字，提到了他正在从事的工作，并回顾了他来暹罗前的革命经历。他们提醒与清政府友好的暹罗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政府便派警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他在聚会时的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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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曼谷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找孙逸仙前去谈话。他们首先称赞孙逸仙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接着告诉他，他的到来让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中国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因此，考虑到暹罗的特殊情况，曼谷当局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离开曼谷。孙逸仙闻此大为惊讶，随后声称时间太过仓促，他希望能够宽限几天，以便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当问到需要几天时，孙逸仙跟他们讲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曼谷方面督促他尽快离开，他平静地回答说，在正式回复之前，他得去见见他的大使。当他们问他的大使是谁时，孙逸仙没有回答，而是礼貌地起身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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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直到此时，暹罗政府里还没人想到这个“中国佬”会处于另一国政府的保护之下，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各国人士也几乎没人能想到这一点。从市长那里出来几小时后，在《华暹日报》报社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拜访了美国大使馆。这次会见的时间很长，其间，他的那位朋友一直在外面等候。会见中，博士提到，这是他第一次在东方国家提起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暹罗是孙逸仙发现的第一个美国拥有司法裁判权的国家。孙逸仙博士毕业于香港医科学校，他从小就希望能够到美国接受教育，只不过，由于对基督教过于狂热，他父亲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打发回了中国。现在他已经不再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只是略带一点儿口音。他为人机智，意志坚强，机警果断，而且相貌俊秀，举止高雅，态度温和，始终彬彬有礼，还有他没有留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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