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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美龄脆声答道，“中国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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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语课时，她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到校园里转一圈，原因很简单：她想出去溜达溜达，并且认为这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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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美龄终于上了大学一年级。事实表明，她并不是很用功。她学习靠的不是勤奋，而是智力和天分。真正用功学习的是她的二姐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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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寡言的庆龄的思维处在另一个层面，她一直思索的是中国革命的更深层意义，思考着困扰父亲和孙文的革命伦理问题。同学们都夸她“长得漂亮”。不过，如果他们用“伤感”或“忧伤”这样的字眼也许更恰当一些，因为正是那种忧伤和沉思的气质才成就了她无与伦比的美。在内心深处，她俨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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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们及时了解国内动态。庆龄能够把零碎的信息拼接起来，从而了解孙文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失败后，她的父亲和教父已经学会了忍耐。而她还年轻，没有足够的耐心。当时她并不知道，结局最终还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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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英文里，宋子文写作Tse-ven Soon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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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西女塾，1892年由林乐知创办，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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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谓，为古印度一切知识之垄断者，自认为印度社会之最胜种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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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码≈0.91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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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六章 神秘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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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朝代，只有受命于天才能掌权。一旦失去天命，王朝就要破灭。清王朝最终也失去了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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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祥的事，似乎是帝国将要崩塌的前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驾崩，她有可能是被毒杀致死的。老佛爷像条百足之虫一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早该倒台的清政府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多年。1898年，朝廷大臣中的改良派团结在她的政敌、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于是慈禧太后便囚禁了光绪帝，至此，改良派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现在，在垂死之际，不想让光绪独活于世的慈禧命太监将他毒死。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远在梅肯的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庆祝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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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慈禧的死并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罪恶腐败现象。继承皇位的是她的侄孙溥仪。溥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太监们只会带着他在深宫之中过骄纵奢侈的隐秘生活。皇权落到了摄政王——他的父亲醇亲王手里，而醇亲王却是个无能之辈。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或去世之后不久，替她效力多年的那些权势人物一个个撒手人寰，硕果仅存的铁腕人物只剩下诡计多端的军方魁首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早被解除兵权，暂时退隐家中，每日以琢磨木工聊以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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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分散使中国缺乏有效的统治。清政府的这一明显弱点使孙文得以为革命募集到新的资金。1910年2月，为了再次尝试夺取权力，他又一次动身到美国和加拿大为起义筹措款项。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的第九次起义，也是自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来的第七次起义。因为被清政府限制入境，除了第一次起义之外，其他几次孙文都没有直接参加，只是通过派遣密使指挥。跟以前的几次一样，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是一团糟，缺乏有效训练的起义者不能按时间表行事，结果破坏了整个计划。不过惨败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自发动革命以来，第一次有大批的清军变节加入了革命队伍。此外，一些乡绅和商人也加入进来。这表明，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跨越了阶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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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从新加坡前往欧洲和美国，一路发表演说，筹集资金。他以未来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做出了给予公民权、商业优惠、议员资格等许诺，还答应给他们塑雕像，捐款最多的人还享有用他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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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槟榔屿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他募集到了再次组织一次起义所需资金的一半，这让他大受鼓舞。把这笔资金转给上海的查理后，他又匆匆启程，再次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他的募捐达到了高峰：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从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里募集到了剩余的一半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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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目标再次集中在广州。然而就在起义前5天，由于太过心急，一位从新加坡招来的起义者自作主张刺杀了清政府驻军统领。收到预警的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全城加强戒备，并把不太可靠的军队都关到了军营里。这跟1895年香港的革命者们因武器问题争吵不休、渡船却自行开走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继续坚持原计划已是徒劳无益，而要收手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捐钱的华侨们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起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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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领导者们犹豫不决，最终在比原定起义时间晚了两周的4月27日发起了进攻。当日下午5点30分，130名手持手枪和自制炸弹的起义者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没人去通知准备参加暴动的那部分被称为“新军”的清政府部队，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场，参加起义的只有这群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当这些人冲进总督衙门的内院，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准备撤离时，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大批清军堵死。一个起义者自认为可以策动清军士兵临阵变节，结果刚张开嘴就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叛军首领发现大势已去，便溜进街头的一家店铺，换上便装，消失在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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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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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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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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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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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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