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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公路，不是吗？”孙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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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没有公路，只有狭窄坎坷的羊肠小道。它们盘山而上，直达云天。那些路陡得连强壮的牦牛也很难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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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公路的地方，就能建铁路。”说完，孙文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端纳记下了他个人对孙文梦想的看法：“我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画了那样一张铁路图。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假以时日，他规划的那些铁路，哪怕是再多一点儿也都能建成。我认为他疯的原因是，孙文认为，他画下了这张铁路图，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在5—10年之内把它们全部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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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助手们确实也向摩根这样的金融家们申请过资金，不过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只与乔治·波林的伦敦公司签过一个合同，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即便是那个签过的合同，也只是刚进行到勘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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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设想确实让孙文兴奋了一段时间，但端纳发现了一些迹象：孙文对革命的失望慢慢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中的他似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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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头脑发热的孙文冷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霭龄。孙文是个梦想家，而霭龄是个现实主义者。作为他的秘书，霭龄最清楚他的弱点所在，知道他属于那种外强中干、夸夸其谈的人。孙文相信什么、坚持做什么，对霭龄这样现实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信仰并不是什么有形资产。她在查理身边，经常看到他因革命者们不断遭受挫败而扼腕叹息。也许她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孙文的头上。不过，在她妹妹庆龄眼里，孙文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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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年初，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应验了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开始采取行动独揽大权，他准备登基称帝的想法已经昭然若揭。实施独裁统治后，他撕毁了迁都南京的承诺。控制北方各省的军阀都是在北洋武备学院里培训出来的所谓的“北洋军阀”，全都效忠于他本人。把政府设在北京，就可以使之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在外则有北洋军队的严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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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位于紫禁城中的大本营里派出刺客，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目标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中与孙文结盟的那几位共和派领导人。国民党当时正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取选举的胜利，但在他们还未完全有能力对抗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派出的杀手们开始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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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权非常明白，通过暗杀可以清除那些最有希望与之竞争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态也正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发展：田野里的花朵被一一拔除，留下的只有等待发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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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牺牲的是年仅31岁的宋教仁。他是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仍留在袁世凯内阁中的4位独立共和派人士之一。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具有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势：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他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出身背景，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以孙文为首的党内高层认为，如果要使农民在民主进程中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必先将他们置于知识阶层的领导之下。相比之下，抬高宋教仁在民众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袁世凯开始揽权时，宋教仁和另外三名独立派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与袁世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准备在上海登上火车时，一位刺客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瞄准腹部开枪是故意让他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整整受了两天的罪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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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之下，凶手直指独裁者的内阁总理和一位内阁秘书。一时间，袁世凯笼罩在丑闻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刺杀活动的开始——一些刺杀活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生，另一些则通过在宴会上或日常饮食中投毒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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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没有给袁世凯带来任何影响，他继续执行清洗计划，解除了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他的北洋军官。过了很长时间，共和派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虽然为时稍晚，他们还是决定跟他摊牌。1913年7月11日，在孙文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紧接着，孙文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袁世凯：“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诛之。”他很快被解除了全国铁路督办之职，“二次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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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那时刚从梅肯毕业回国，由于“二次革命”刚刚开始，孙文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不停地策划、组织革命事务，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又一次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再次树起了英雄般的形象。当庆龄满怀热情和理想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成归国后，看到的正是这种状态下的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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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下令拘捕孙文，然后将其处死，孙文便于1913年年底逃到了日本东京。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宋查理与孙文关系非同一般，查理意识到此时唯有举家离开方为上策。他把位于虹口的住宅锁好，把孩子们——霭龄、庆龄和另外两个小男孩子良和子安（此时美龄和子文还都在美国上学）叫到身边，与宋夫人一起带着他们去了法租界，然后从那里搭了洪帮派来的一艘汽艇顺河而下，来到长江中的深水码头，登上了在那里等候的一条轮船，趁着涨潮，起航前往日本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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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家从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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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国民党领导们的热情欢迎。查理及其家人临时住在孙文的那些有权势的日本朋友提供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了离东京更近一些的横滨，买了一栋建在断崖上的宅子。那片地区可以俯瞰整个东京湾，是外国人最爱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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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和孙文又恢复了以前的密谋活动，霭龄则继续担任孙文的秘书。热情浪漫的庆龄则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国民党办公室的各项工作上。孙文多年之前曾在父亲的安排下跟本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这一次，他的妻子也一起流亡到了日本。他们的孩子孙科已经长大成人，此时正在美国攻读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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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查理去了位于东京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一个流亡者常喜欢去的场所。在那里，查理认识了33岁的孔祥熙。孔祥熙的老家位于盛产鸦片的山西省，查理的先祖在迁移到海南岛之前就曾在那里居住过。孔家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荣耀：他们是孔圣人的直系后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家非常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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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家的财富主要来自其开设的连号当铺。这些当铺从设在他老家山西太谷的总部拓展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向农民和中小商人提供贷款。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没有西方那样的银行。丰年时节，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若赶上土地歉收，精明些的地主则会让农民们出公差，或者贷点款给他们，以此来抵消部分地租。在大一点儿的市镇，这种农民与地主直接打交道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上述那种简单的经济手段也行不通了。于是，像孔家这样的当铺老板便涉足这一领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孔家人可谓经营有方，每当丰年都收益颇丰。遇到灾年，他们便会慷慨地向农民、地主和店主们发放小额贷款。由于很多抵押品因过期而丧失赎回权，孔家人大发其财，再加上他们善于经营，利润不停地翻番增长。最终，孔家的放贷网络延伸到了北京、广州，甚至日本。孔家现在已经有能力为任何企业提供担保或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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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父亲最初在北京从事家族事业，后来返回太谷协助管理总部事务。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孔家的当铺生意也被一些现代化的地方银行取代。于是孔家便开办了自己的银行，还把各地的当铺改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杂货铺，并开始探索其他能挣大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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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家是大军阀阎锡山最为信任的顾问。阎锡山曾把山西省从清政府手中“解放”了出来，他在中国算得上那种“开明些”的军阀，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会与外国人合作。孔家在金融财务方面给阎锡山提供指导，确保他的商号能够获得丰厚利润，以支撑阎锡山创办的银行系统。作为回报，面对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孔家拥有优先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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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在太谷老家出生，他的母亲在生他妹妹的时候不幸去世。由于父亲一直忙于纷繁复杂的金融业务，他们几个孩子全都被送到了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博士在当地开办的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祥熙秘密加入基督教。他在那里一直读到1896年，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京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学院。后来他参与了一笔非常古怪的资金转账，这笔业务显然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笔巨款的转账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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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义和团在华北横行一时，他们共杀害了200多位外国传教士和50名传教士子女，以及约20 000名中国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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