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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位于广州城南10英里处珠江的一个小岛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在此建过一个军事要塞和一所海军培训学校，他们留下的那些陈旧的木头房子便被用作军校学员们的营房。起初，国民党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收学员，但招生人员遭到反对派军阀的囚禁和暗杀。于是，国民党只好改为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生，孙文吃惊地发现，全国有3 000名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报名，而第一期只能招收500名学员。以往，中国的军校学员中有很多都是文盲，而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却全部都有中学毕业文凭，文化程度很高，这着实让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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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和鲍罗廷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过的一点是，首批入学的学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帮成员。对青帮来说，这可是在黄埔军校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陈果夫负责具体的招生工作，他是已故英雄人物、青帮主要头领陈其美的亲侄子。自从陈其美被暗杀之后，他的两个侄子接替了他在青帮高层中的职位，并被蒋介石“收入门下”。据信，通过直接从青帮成员中挑选，或者间接通过家族和依附关系，陈果夫为黄埔军校招纳了7 000名学员，而他几乎屁股都没离开法租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凭他的势力，办这样的事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学员组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组织还很不系统，因此无法影响此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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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一个月后，鲍罗廷完成北京的使命回到广州，正式举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开学庆祝活动。庆龄也陪同孙文参加了典礼，孙文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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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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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位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右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则担任国民党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此一来，黄埔军校便成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革命中业已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军事上的右派分子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对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重视。廖仲恺和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设有6个部：政治部、训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医部和军需部。教员都是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在“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制订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政治课程规划，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而蒋介石则侧重军事纪律和4种军人必备的武德：勇敢、无畏、权威和俭朴。黄埔军校特别强调集体责任的原则——如果临阵退缩，则必处死无疑；如果坚持信仰，则必会得到国民党的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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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聘用苏联教官，黄埔军校强化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现代化、机械化的先进陆军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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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现代化武器（步枪和大炮等）当作烟花爆竹使用，发射炮弹不过是为了“壮一壮声势”，士兵们并不关心它能不能击中目标。中国城市的外墙都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拿下一座城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射炮弹的目的不过是造一造声势，以促成政治解决。不过，黄埔新军出现之后，中国人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变化——鲍罗廷和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吓唬敌人，他们想要的是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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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发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只有13门不同型号的野战炮，一些为数不多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机枪以及少量的弹药。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7]，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参崴[8]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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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对38岁的蒋介石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情。他正在引导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缔造一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作战部队，这看起来很像是他的密友杜月笙和张静江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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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需要钱是为了创建一支军队，现在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其目的则是进行北伐。孙文听取了夫人的建议，他决定把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从上海召到广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家宋子文在筹钱方面很有一套。子文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印刷商和美南监理会牧师，大姐嫁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农村银行业家族，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广州商人们的紧张情绪。看到苏联顾问们阔步走在广州街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加入了“他们”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些商人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实际上，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还在夸耀自己留着的大学生平头的子文就已接受孙文委托，开始重新打理国民党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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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当时，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一团糟，“一战”时期收复的阵地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庆龄的弟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集紧急资金以保证国民党的日常活动开支，之后又让他重新整顿广东省的经济，使其税务系统至少能够在表面上恢复秩序。相比全中国而言，他取得的成功仅仅局限在一省范围之内，但这足以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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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矮壮结实的年轻人，脸蛋像一美元硬币上的头像。他的表情总是很冷漠，因为他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事情。他戴着一副日本天皇和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常戴的那种镶着又小又圆的“泡泡眼”镜片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冷静严肃。大家都说，他是那种喜欢看蝇头小字书写的数字账单的人，或者是喜欢在芝加哥帮人看走向来弄点儿油水。他的上嘴唇似乎总是微微有些汗迹。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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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纽约的国际银行上班。不过，他并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公司里当经理，而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汇款业务。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见识到了海外华人如何处理他们与在国内的家人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那些最为隐秘的财务问题。晚上，他则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课程。子文头脑聪明，非常幽默。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西方自由派，可以同时坚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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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也就是他的小妹美龄回国的那一年，子文也回到国内，到上海的汉冶萍公司找了一份秘书工作。这原本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从事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等业务。日本商人早已对它垂涎已久，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于1915年获取了这家公司的控制股权。凭借宋查理的人脉，给子文安排份工作不过是小菜一碟。子文把这家公司的所有账目和财务运行情况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在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无法完全展现他的能力。考验很快就来了，庆龄向孙文建议让她的弟弟南下广州帮助解决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子文于1923年抵达广州，随即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准备让华南地区臣服在他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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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急需活动经费，子文建议在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实施一系列德拉古[9]式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化肥用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2月，又号召广州城里的所有商人“借款”5—500美元不等，然后交给政府。3月，向饭店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4月，开始征收软饮料税。5月，开始对专利药物、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庆典甚至黄包车等都开始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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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一直以来就想在广州成立一家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以便集中掌控这一地区的资金流。1924年，苏联给他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银行的储备资金，中央银行宣告成立，宋子文担任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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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8月举行的开业典礼上，孙文只是宣布银行的资金来自一笔“外国贷款”，这笔钱到底是真的从莫斯科转到了广州，还是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从来没人知道真相。不管怎样，中央银行从成立之初起业务就非常火爆。中国许多银行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现金百分比都不超过5%，但中央银行自称这个百分比可以达到25%。它的声誉如此之好，以至它发行的钞票在中国其他一些不归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宋子文谨慎地信守银行的承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1926年，该银行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不久之后，即便是普通中国民众也逐渐看到了宋子文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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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文上台之前，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地方军阀和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然后留下一定比例的资金供自己开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各种赋税并不是每年征收一次，而是每年征收很多次，并且每次他们扣下来供自己使用的税收比例都非常高。盐税的征收也同样腐败。利用这种百姓的日常必需品来捞钱，政府委托的各级代理人借机对老百姓进行层层盘剥。各种纺织品和食品每通过一道大门或者一座桥，那些人都要对其征税。这种被称为“厘金”的商品税让人非常厌烦，但他们在征收的时候却振振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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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政府官吏（包括税收人员）的薪酬一直很低，单靠那点儿钱无法养家糊口。这种体制建立在“俸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本工资（或称俸禄）都很低，要想增加收入只能靠贪污，即“回扣”，或者叫“茶钱”。因此，能拿多少钱要看个人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也就是他拿“回扣”的能力大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各级税收人员来讲，这种回扣就来自每一笔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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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子文在筹集紧急资金方面成绩显著，中央银行又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因此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并投入惊人的精力来整顿国民党的财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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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武装队伍（只受子文一个人差遣）来督查税收工作，并经常施行即决裁判制度。那些掠夺成性的农村税收人员和地痞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征税次数超过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处决。子文从来没有亲自下令开过枪，不过他很明白，以利剑为后盾，笔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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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国民党的干部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热心”过头，子文规定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征税，需要补给的话就到地方党代表那里要。这对一个依赖军队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约——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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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两年里，在征税课目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广东省的税收涨了10倍——从1924年年底的800万元增长到1926年年底的8 000万元。增加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因为砍掉了“回扣”，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收取。从绝对值和比率两个方面看，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对普通消费者的征税没有什么变化，而富有阶层的缴税额度略微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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