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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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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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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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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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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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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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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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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8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女性严肃而又充满热情地沿着江边进行了庄严的游行活动。最高的那个女人走在前面，手里用竹竿举着一块标语牌。她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身上什么都没穿。其他7个人也都是一丝不挂。标语牌上这样写着：“解放自己！我们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带来的耻辱，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自由！”……蒋介石上周曾指责过汉口那所谓的“红色”政权，他还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中国学生进一步的激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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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卢斯经常篡改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这一次又给那一块本不存在的标语牌上添加了一些“遗漏的事实”——因为在哈佛校友的眼中，玳瑁眼镜代表着很深的学识，而那副根本不存在的眼镜框就是用玳瑁做的。《时代周刊》用欺骗的手法轻描淡写地把上海的这次大屠杀描述成蒋介石“处罚”“左”派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在卢斯看来，蒋介石有权处罚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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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的长子公开谴责他背叛革命时，《时代周刊》立即发文，宣称这个小伙子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才会这么做。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第一位妻子的孩子。1922年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后，这个孩子便离家到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在上海，他加入了“左”派阵营，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蒋介石对儿子的“左”派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便把他送到北京一所由反共人士吴稚晖开办的私立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拒不服从，很快就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被捕。他下定决心要去苏联，跟父亲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蒋介石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并于1925年8月送他去了莫斯科新开办的中山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蒋经国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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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刚从大学毕业。白色恐怖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这个年轻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报纸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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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革命战友，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数天前，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反革命者的形象。他对革命总是甜言蜜语，但一旦最佳机会来临，他便立即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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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03年来上海任律师，1923—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任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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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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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跟蒋介石会晤以来，年龄不大、身材圆胖的宋子文实际上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人质。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与其毗邻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金融界树立自己的威信。由于现代化工业和对外贸易都集中在这几个地区，其税收总额占到全国税收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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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蒋介石的立场，他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宋子文还曾邀请商界领袖们购买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协助他来“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号推销员”，他正在设法让中国的大资本家们到政府机关里发挥作用，同时也给政府插手金融界和商界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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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另有打算，因为他必须得给军队补充军费。之前，上海的金融家们把蒋介石当成他们的救世主，而现在他们却万分沮丧地发现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他们身边的恶魔。白色恐怖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了这些富有的商人。记者索克思如此写道：“蒋介石借着搜捕共产党的名义对这些商人进行种种迫害。很多人遭到绑架，被迫捐出巨款以充当军费……这种以反共为借口的恐怖主义给上海和江苏的人们带来了近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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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商人面临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蒋介石将军‘仁慈’的独裁统治下，商人们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遭遇什么事情：被没收财产、强制借款、流放他乡，或者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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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宗耀是当时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担任商会会长、中国商业银行总经理，以及中国商业轮船运输公司常务董事。蒋介石向他贷款1 000万元，遭其拒绝，于是蒋介石便下令对他实施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傅宗耀逃到了公共租界，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名下。然而，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介石把傅宗耀的大部分财产都搞到了手。走投无路的傅宗耀最后只得向蒋介石缴纳了一笔数额巨大但未披露具体数字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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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蒋介石还将上海商会置于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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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蒋介石又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然后派士兵和青帮匪徒们去督促人们购买，从小商小贩到银行老总一个都不放过。有一个百万富翁拒绝购买，结果他的儿子被绑架了。另一个染料商的儿子被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但在他父亲向蒋介石捐了20万元之后便被释放了。一个棉纺厂厂主花了将近70万元才把儿子从大牢里给救出来。另一个商人年仅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付给蒋介石50万元后，儿子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类典型的敲诈勒索的套路青帮已经玩了很多年，他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变得轻松自如，现在这些手段又被蒋介石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加以利用。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最恶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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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军队每个月要花费2 000万元，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税收平台，并开始征收新的进口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个“管钱袋的人”——一个代表他人搜集或分发非法所获钱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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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知道蒋介石敲诈来的那些“贷款”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也就是说，一旦蒋介石拿到了这些钱，他就会拿来自己享用，并给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们发饷、用作政府日常开支或其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用途。这些钱一分也落不到武汉联合政府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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