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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经产生分裂，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甚至连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银行家和商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可不想白白“送”钱给蒋介石。这些人希望至少能够拿到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签字的归还“贷款”的书面凭证，这样的话，一旦从蒋介石那里拿不回钱，他们还可以到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那里要来一些。为了避免使蒋介石的敲诈勒索合法化，宋子文拒不签字。（子文这么做也是为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厂和纺织厂的投资考虑。跟上海的其他家族一样，宋家的财富也经受不住这种经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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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发了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国政权，并督促宋子文结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任职，到他手下来担任财政部部长。1927年4月中旬的那段时间里，子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到了4月20日，子文正式宣布不会为那些敲诈得来的“贷款”签字。蒋介石立即关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下令广州驻军没收了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里的所有财产。如此一来，这位金融奇才除了与蒋介石合作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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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已于3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门前举行抗议，并在大街上围攻他。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两天来到上海，专程来报道蒋介石夺权的新闻，子文向他讲述了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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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文）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密集的人群让他感到害怕，工人骚乱和罢工也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想到富人可能遭到抢掠，他就充满警惕。在汉口的一次罢工中，他的汽车被一群暴徒围住，一扇车窗也被打碎了。当然，他很快就被手下的护卫救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便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尽管他对自己的理想仍心怀忠诚之心，但这种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心态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一直存在，并最终把他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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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石骗得了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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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美龄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粗鲁军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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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说，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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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子文。他们利用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蒋介石的部队喜欢把年轻女孩的内脏掏出来，在她们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的身体上，子文可不是这个军人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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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记者希恩赶到武汉去看望庆龄。尽管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武汉是一个充满政治妄想、革命者和“左”派流氓的地方，但希恩发现这里相当和平。“我发现的最接近国际事件的一件事，”他说，“是看到一个醉酒的美国水手想到陈友仁先生家的花园里去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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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本身就是一朵奇异的花朵，盛开在“一战”后全球性的悲观失望之中。在西方国家，各种美好的期望已经土崩瓦解，理想主义在节节败退，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连共产主义者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分裂。然而，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里却充满了革命的希望，以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不断前来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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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朵奇异之花的生长地，希恩找到了庆龄。她就像一台种子运送机，用革命将自己跟已故的孙文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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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了大量与她有关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胡说八道。美国报纸对她的报道让人难以理解。根据那些报纸的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中国“娘子军”的领袖，她是这样、那样或其他样的人物，具体是什么样子，全凭报社记者们的臆想随意描写。有人甚至说她曾率领军队参加战斗，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以致连生活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信以为真。在上海，这种奇怪而又可笑的传言又被添加了一些更有冒犯性的谎言，以攻击她的人格和行为动机——这是通商口岸城市最爱采用的一种政论手法。虽然我很理智，不会去相信其中大部分的故事，但这么多的故事叠加到一起肯定还是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即将遇到的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然而，跟我面对面在一起的却是一位天真烂漫、雅致迷人的女性……她的仪态如此自然，完全可以称得上“庄重”二字。我们经常可以在欧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等人（尤其是那些年长一些的）身上看到这种仪态。不过，他们身上的那份庄重很显然是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那种庄重却是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固有的气质，它是内在的流露，而不是像铠甲一样强加在身上。同时她还具有罕见的道德勇气，即使在危难时刻依然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以及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忠诚能够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家人的愤怒以及世人的诽谤、中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误的事业屈服。与记者们说她在外表上看起来像圣女贞德的描述相比，她更像是真实意义上的圣女……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那些将军和演说家们一哄而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有的从此闭口不言。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垮、不甘保持沉默的革命者就是孙逸仙的这位身材纤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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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希恩曾与庆龄见过很多次面，对她做过很多栩栩如生的描述，有一些描写很凄惨。埃德加·斯诺和哈罗德·伊萨克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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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武汉这朵花早已开始枯萎，它很快就将结束自己的使命。蒋介石被驱除出党之后，外国列强后开始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来削弱武汉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在长江上巡逻的英美炮舰对江面实施封锁，阻止运输大米、油料和煤炭的船只进出。5月22日，农民运动最为激进的革命发生地湖南省——毛泽东的家乡所在地，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一位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将领控制了长沙城。数以千计的农民奔向这个城市，准备重新夺权，结果却被击退，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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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手下的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僚变得越来越急躁不安，如汪精卫就曾这样说道：“共产党建议我们跟群众站在一起……但群众在哪里？受到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们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在哪里？这些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也照样很强大。跟群众在一起就意味着与军队相对抗。”过去的一年里，汪精卫在舒适的欧洲度过了一年的流亡生涯，身心憔悴。可他刚返回中国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敦促自己的手下放弃武汉国民政府，转而到在广州曾经羞辱过他的蒋介石那里寻求庇护。这些温和派人士只要再遇到一次挫折失望，肯定会夺路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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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斯大林决心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干预。5月31日，莫斯科向鲍罗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令他没收土地，清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武装20 000名共产党员，再新成立一支由50 000名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部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名叫M. N.罗易的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把这份绝密电报的副本拿给了汪精卫。他认为，如果能够让汪精卫看到共产党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他可能会振作起来。不料，汪精卫看完这份电报后既震惊又害怕。蒋介石之前曾经说过，共产党正在秘密计划，准备接管政府，而现在终于有了确凿的证据。这直接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以来莫斯科对国民党做出的所有承诺。汪精卫忧心忡忡地去见鲍罗廷。从罗易后来的举止来看，他很显然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之下才把那份电报拿给了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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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也觉得这份电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他竭力安抚汪精卫，明确指出，尽管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决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此时庆龄、陈友仁和其他一些人也都看到了这份电报。斯大林这次不合时宜的干涉让温和的“左”派人士（庆龄和陈友仁除外）确信蒋介石以前的判断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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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从前线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为了北上，占领北京，武汉国民政府早先已经派出仅剩的部队出征。在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它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14 000名国民党士兵阵亡，余下的军队根本挡不住蒋介石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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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仍想保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争取“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支持。如果这位基督将军能够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么就可以用他的军队来对抗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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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同意双方在郑州会面，商谈联合的相关事宜。冯玉祥长得虎背熊腰，很受外国传教士的青睐，最近莫斯科也在拉拢他。从理论上来讲，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有足够的理由对双方的联合保持乐观。这位“基督将军”刚去了一趟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得很不错，收获的成果也很丰富。现在，他的士兵手里有200门苏联造火炮，200支新型机关枪和20万支步枪。冯玉祥还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承诺他的军队将“为国家的解放而战斗”“为国民革命的圆满成功而战斗”。冯玉祥去郑州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坐着一辆货车前去参加会谈，“因为我手下的弟兄们也都是坐着货车来的”。可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在快到郑州的时候才登上了一辆货车，一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则都是坐在自己的豪华小轿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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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结束后，庆龄和她的助手们充满了期待，冯玉祥保证他一定会跟他们合作。然而，离开郑州后，这位基督将军又赶紧跑到徐州跟蒋介石进行秘密会谈。在徐州，尝到大甜头的冯玉祥给武汉国民政府发了如下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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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与诸位见面时，我们曾谈到过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受到的迫害，谈到过劳工反对工厂主、农民反抗地主等事。人们希望取消这种专制。我们也谈过对这种局面的解救之法。在我看来，我们讨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业已解职的鲍罗廷应立即离开中国；第二，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如果有谁愿意出国休养，应该予以同意。其他人员，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的话，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我认为，无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武汉国民政府都明白双方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我想这一点用不着我提醒各位。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当前是联合国民党各派人士、抵抗共同敌人的最佳时机。殷切期望你们能接受上述建议，快速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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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看到这份电报后，被其中令人费解的讽刺、挖苦弄得摸不着头脑。他问一位瑞典记者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最终，就像以前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现实以及斯大林发给罗易的那封破坏力巨大的“秘密电报”一样，鲍罗廷不得不顺从。中国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他的控制，鲍罗廷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个目标：如何带领所有的苏联顾问安全离开中国。在南京，蒋介石已经下令悬赏索要鲍罗廷的人头，全国各地都贴着缉拿他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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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记者希恩返回了上海。他答应庆龄自己将竭尽所能，力争让子文回到她的身边。浪漫而又带点儿冒险精神的希恩甚至认为自己能带着子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回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