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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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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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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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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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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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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品。这是谎言。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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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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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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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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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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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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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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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充满希望的、发源于广东并横扫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它并非被敌人从外部攻破,而是被青帮颠覆之后从内部瓦解的。北洋军阀在他们面前望风而逃,许多外国政府正准备对它予以承认,但数以千计被偷偷录取到黄埔军校并投到蒋介石门下的青帮分子逐渐占据了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职位,从而控制了革命。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自称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都没有力量抵抗内部那些好斗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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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乔装打扮的庆龄乘坐一艘小船沿江东下,回到了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的住宅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了一番。短时间内她似乎避开了监视,但她担心,如果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像子文说的那样遭到刺杀,或者会被软禁在家,而蒋介石则会以她的名义使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屠杀合法化。庆龄决定让外界都知道她的抗议态度。鲍罗廷建议她采取一个明确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公开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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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后,法租界内鸦雀无声,两边种满树木的大街小巷在树荫的掩映下,一片漆黑。庆龄一身破旧的打扮,在一头红发的美国人蕾娜·普罗默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蕾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党报任职。(文森特·希恩爱上了她,对她此行的安危十分担忧。)两个女人像乞丐一样来到江边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地盘。在那里登上一条小舢板,划入了水面遍布垃圾的黄浦江。摇晃不定的小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国军舰之中穿过,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其他咯吱乱响的船只旁边滑过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最终来到了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货船旁。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借着清晨的海浪,这艘苏联货船起航直奔海参崴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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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计划,法尼娅·鲍罗廷逃脱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魔掌。当时,鲍罗廷设法得到了20万美元的贿金,这些钱显然是苏联存放在北京的公关费。鲍罗廷把这笔钱交给了使馆的法律专员坎托罗维奇。为了缓和外国使团的敏感情绪,张作霖准备在处死法尼娅之前安排一次“审判”,坎托罗维奇则将在审判中担任法尼娅的辩护律师。坎托罗维奇拿着钱去找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7月12日一大早,当这位军阀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法官匆匆进行了审判,法尼娅被判无罪释放,然后快速离开,消失不见了。那位法官抛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妻儿老小,让他们替他受过,自己则跑到了日本,提前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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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中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得不接受这令人尴尬的失败。法尼娅其实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藏身在北京一处由孔庙改成的外国人居住区里。追捕的风声过去后,她化装成一个天主教修女去了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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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最后的两周里,鲍罗廷一直躲在子文位于汉口江岸的那栋房子里,庆龄也在那儿住过。经过一系列的外交磋商,蒋介石答应放苏联顾问们走,但不能从他的地盘上撤离。鲍罗廷和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需要经由陆路,穿越戈壁滩回国。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请求跟他们一起走,鲍罗廷最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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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拿出大把银圆为鲍罗廷铺路。这些银圆用宣纸包好,盖上国民党政府的印章,然后装到木箱子里。这是武汉国民政府为鲍罗廷的安全撤离而备下的赎金中的一部分,打算送给背叛他们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冯将军做过“保证”,鲍罗廷可以乘坐火车平安通过他在华北的地盘,直到铁路终点站灵宝。下火车后,苏联人就得自己开汽车或乘坐卡车穿越戈壁大沙漠了。对这种路程安排,鲍罗廷尤其觉得艰难,因为除了在一年前患上了疟疾之外,前段时间他又从马上掉下来摔折了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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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鲍罗廷和30名随行人员带着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登上了一辆专列。前来送行的“高官”包括宋子文和汪精卫。一支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模糊不清的进行曲,宋子文、汪精卫和鲍罗廷则坐在一节车厢里喝着茶和苏打水聊天。愚蠢的汪精卫按照中国礼节,请鲍罗廷重新考虑一下留在中国,别走了。忍无可忍的鲍罗廷当即回绝了。汪精卫把中央委员会的一封表达“友好情感”的信转交给鲍罗廷,鲍罗廷道谢之后,便跟他们告别了。火车喷着蒸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则开始说风凉话。乐队开始演奏国民党进行曲[1],配的是《雅克兄弟》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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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经过湖北省和河南省时,铁路两旁到处都是因战争或饥荒而死去的人。在中国南方的乡下,到处一片葱绿,物产丰富,在这里却连荒原都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到处寸草不生,树林和灌木丛上的叶子和树皮都不见了,仍然活着的那些人一个个形容枯槁。在通往大漠的门户城市郑州,鲍罗廷一行遇到了热情洋溢的冯玉祥将军。就是因为他向蒋介石献媚,才导致鲍罗廷等人不得不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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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安排时年16岁的陈丕士去弄清楚冯将军到底想要多少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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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士回忆说:)冯将军让我为我们一行将要经过的公路、桥梁以及路边种植的树木捐些维护费……实际上,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路,也没有什么桥梁,路两边的树木也都是唐宋时期种下的。冯大帅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我把钱交给了他的下属……我敢肯定,一旦交钱之后,这一路上就不会再有哪个将军会向我们伸手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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