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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保障。在她眼里，钱不过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她最大的缺点是厌烦一切，终其一生对人对事都没有耐心。她脑筋活跃，精力充沛，不过单凭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蒋介石能提供她所需要的权力，在蒋介石眼中，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具有控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而在美龄看来，权力则意味着影响力。蒋介石给她提供了创造历史、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机会。美龄觉得自己能够像美第奇家族的人那样改变人类的命运。他们两人最终得以成婚的关键原因，也许正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舍监所注意到的那样，除了活泼开朗之外，美龄性格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她在这里所说的服从应该是指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做到过。因此，即便霭龄没有向美龄描述与蒋介石结婚的种种好处，而是直接命令她嫁给蒋介石，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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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经说过，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们三姐妹的特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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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上委员长夫人的美龄急着行使自己新获得的权力，结果蜜月刚结束，她就因为触怒了青帮而给蒋介石惹来了麻烦。数年后，伊洛纳·拉尔夫·休斯从宋家顾问端纳口中了解了其中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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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向青帮交保护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蒋介石一直都为自己交费。但在蜜月期间，美龄却开始做他的工作，她劝蒋介石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委员长，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保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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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性格狂放，不受羁绊，也不太注重着装打扮。她的双眼一眨一眨，能够穿过外面的重重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宋子文一直在默默替她交保护费，这一点她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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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从了她的建议。等他要与新娘下山时，他俩选择了不辞而别，悄悄溜回了上海。那天委员长还有几个紧急会议需要去赴约，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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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西摩路上的宋家门口，车里坐着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是来接美龄到“她姐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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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坐上汽车离开了，但她没有到霭龄家去。几个小时之后，委员长返回家中，看到美龄不在，顿时急了。他感到事情不妙，赶紧拿起电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直接联系上美龄是不可能的，他拨通了子文的电话号码。没说几句，子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之后，子文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的声音——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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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很好。不要担心。她安然无恙。有人发现她一个人坐着汽车在危险四伏的上海街头乱跑，只有一个女佣人陪着她。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危险，这么做非常的不谨慎。为了安全起见，她已被安置到一栋舒适的别墅里。她在那里备受礼遇，因为她是中国新领袖的妻子，大家都很敬重她。不过，尽管大家都费尽心思地讨她的欢心，她似乎并不高兴，什么东西也不愿意吃。委员长自结婚以来太忙了，没有给自己和夫人安排好妥帖的保护措施，杜月笙对此真诚地表示遗憾。在像上海这样一座危险的城市里，这么做真的是太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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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宋先生能够费心过来一趟，妥善处理一下这次意外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他妹妹的安全办理一些例行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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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匆匆赶到杜月笙那栋戒备森严的别墅，办好了“手续”，然后开车去“照看”美龄的那栋房子里接上美龄，送到了蒋介石身边。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杜月笙猛拉了一下缠在委员长脖子上的那根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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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嫁入了蒋介石的“家庭”。这件事霭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庆龄知道，子文也知道。但直到自己被绑架之后，美龄才明白过来一件事：杜月笙现在已经成了她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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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应指北伐战争时期流传甚广、根据《雅克兄弟》曲调填词的《国民革命歌》。《雅克兄弟》（另译名《雅克教士》）是一首法国儿歌，由于常被重新填词，故存在众多版本，中国人最熟知的版本是《两只老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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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说此桩逸事是孔令伟所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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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著有《亚洲内幕》《欧洲内幕》和《非洲内幕》等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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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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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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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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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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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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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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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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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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