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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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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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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也成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客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你争我斗，而法西斯分子则秘密集会，商讨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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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间，庆龄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联盟上面，她找到了他们可以共同奋斗的事业。1927年12月，她被选为该联盟的名誉主席，20个月之后又再次当选。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勇敢无畏的邓演达也在柏林。他俩一起拟订计划，准备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第三势力”，以取代共产党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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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对她所处的贫困环境深感震惊。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那个外交官又以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把这一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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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位好友处得知，孙逸仙夫人来柏林已经有三周了。她的行踪如此隐秘，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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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莫斯科待了半年，那里的生活让她对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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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中国现有的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她认为这个政权已经烂透了，她那个靠政治发财的继子孙科也好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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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正在进行环球旅行，并于昨天抵达了柏林。也许是提前知道了他要来的消息，他的继母在他到达柏林的前一天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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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国内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忠实地实施其夫的“三民主义”来拯救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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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可以用“寒酸”两个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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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邀请她做30次演说，每次500美元，目前，她还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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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南京的一帮人正在策划一次行动，以便能诱使庆龄回国，落入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之中。他们计划把孙文的灵柩从京郊西山的停放处搬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上的一处永久墓地。这一壮举对蒋介石非常有利，把这位受人尊奉的圣人的遗体搬到离蒋介石近点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巩固他的右翼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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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夫妇拿出一部分新搜刮来的钱财重新整饬了一下破败不堪的南京城。蒋介石无意继续把北京作为中国的窗口，把“北京”（北方京城）两字改成了“北平”（北方平安）。同时，为了适应南京的新形象，蒋介石投入100多万美元在紫金山为孙文建造了一座大理石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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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陵墓共耗费8万平方米的大理石，规模宏大，外观丑陋。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两个大字：博爱。过了牌楼，里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两边种满树木的夹道，道路尽头立着一座三拱的牌楼，上书4个大字：天下为公。再往上就是用苏州花岗岩砌成的8级台阶，直通到上面的一个石砌亭阁，亭后便是陵墓。亭阁有4个尖角，顶上铺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琉璃瓦。里面四壁都刻着孙文的语录，天花板上则挂着他设计的旗帜。这座亭阁的后面专门设计了一个球形陵墓，里面停放着孙文的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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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宋家派年龄最小的子良去柏林接庆龄回国。子良是这个家族里唯一没有疏远庆龄的人。庆龄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在离开柏林之前，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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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葬在紫金山是孙先生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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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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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绝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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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吓坏了。他说姐姐是个傻女人。据庆龄在柏林的朋友们讲，庆龄的一番话让子良哑口无言，她说：“宋家人是为中国而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却并不单是为了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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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一位记者记叙了接待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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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边境线后，一路上每到一站，都有人在列队欢迎。火车准点抵达了哈尔滨，包括中国官员、铁路领导以及商界、金融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内的一大群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她的到来。苏联总领事、日本总领事也站在接待的人群当中。孙夫人从专用车厢里出来，快步走进一间摆好香槟和水果的专用候车室，在里面照完相后，便离开车站前往宾馆。晚上7点，人们在六国大饭店设宴款待孙夫人。晚上10点40分，她返回火车站，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前来送行的人比迎接她的人还要多，人们给她献上了很多的鲜花。在一片舞动的彩旗和标语之中，伴着军乐，火车徐徐驶离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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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龄在各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庆龄明白这种宣传对蒋介石的意义，她向见到的每一位记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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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已遭到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的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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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声明影响平平。西方媒体的编辑们似乎把她视为危险的“赤色狂热分子”，对她的报道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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